黄世霖 唐少莲
　　在现代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经历着深刻转型。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其与生养自身的乡土社会之关系亦随之发生显著变迁。这种变迁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疏离，更深植于文化心理层面的断裂，进而引发乡土情感淡漠、文化认同危机与社会角色迷失等多重困境。深入探析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乡土困境及其相伴生的身份认同危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脉络与社会整合机制，以及探寻知识分子个体安身立命之道与社会价值实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解析当代知识分子遭遇的主要乡土困境，剖析其身份认同危机的核心表征与深层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可能的纾解路径。
　　一、当代知识分子的乡土困境
　　(一)乡土情感的疏离与身份认同的异化
　　城市的生活节奏、文化氛围、价值观念与乡村社会存在根本性差异，导致长期栖身于都市的知识分子与原生乡土环境产生了深刻的情感隔阂。此种疏离感超越物理空间的阻隔，更体现为心理与情感层面的断裂。诸多知识分子陷身于繁复的都市生活，对乡土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体验日趋模糊，渐失对乡土情感与身份的深度认同。甚至对其赖以成长的本土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日益陌生。
　　(二)乡土文化的边缘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本土文化形态常被刻板化地等同于落后与保守，导致其社会认同度下降。部分知识分子深受西学东渐与城市主流文化浸润，其对于原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理解与自觉承续，形成明显的文化断层。该断层使得知识分子在面对乡土文化核心价值命题时，难以形成内在一致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心理归属感，加剧了认同困境。乡村社会中许多民俗艺术与民俗活动受众萎缩、生存空间日蹙，正是文化边缘化最显著的表征。
　　(三)乡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当代乡土社会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多维度上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与重组。这种结构性的嬗变深刻重塑了乡土居民的生活方式与认知图式，也对知识分子的乡土感知与情感联结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现代化驱动下，大量乡村青年选择进城务工或求学，致使乡村空心化态势严峻。由此衍生的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现象凸显，乡村传统人际网络与家庭组织模式随之发生显著变革。当知识分子重返故里时，往往惊觉往昔熟悉的乡土气息与情感纽带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陌生感与心理距离。
　　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文化身份的双重冲突性
　　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普遍内嵌了双重文化坐标：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亦有现代启蒙教育的塑形；既吸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承载本土文化的涵化。这种多文化因子的交织互嵌极易导致其文化认同呈现出内在张力与矛盾性（即二元对立格局），致使该群体陷入一种自我定位的文化困境中。
　　(二)社会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急剧社会变迁、日趋细密的职业分工，以及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增强，致使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身份呈现空前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一方面，这一群体因其高学历、专业知识储备等身份符号，往往被视为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独特的公共性角色；另一方面，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就业压力攀升、职业生涯不确定性增大等现实挑战，又持续冲击并消解着其固有的社会声誉与身份自信。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为例，知识分子的职业流动性与跨领域适应性需求急剧升高，此种结构性的不稳定性不仅对其职业发展轨迹构成干扰，更深层次地动摇了个体对于“我是谁”和“社会期望我成为何种角色”的确定性认知，催生普遍的身份焦虑与价值困惑感。
　　(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冲突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交融互动的背景下，文明的交融与碰撞日益频繁，多重文明体系内蕴的价值观不断冲击着知识分子固有的思想疆界。尤其当投身乡村振兴实践时，知识分子需直面乡土伦理体系与现代性诉求之间的深刻歧异，使其在融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难以清晰定位自身功能角色并建立起稳固的价值支撑点。
　　三、乡土困境与身份认同危机的纾解路径
　　(一)强化乡土文化教育，促进传统延续与认同重构
　　将本土文化精髓系统化纳入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设计专门化、梯度化教学模块，使青少年在成长关键期即能浸润于地方性知识体系中，从而涵育深厚的乡土情结与文化认同基础。社会层面应协同加强对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传承工作，拓展社区文化活动、文化遗产展演等多元渠道，提升地方文化的可见度与参与度，以增强其社会活力和影响力。作为文化承载者的知识分子，亟需以主体的自觉性深度认知、理解并传承乡土文脉，身体力行地担当本土文化的阐释者、守护者与创新者。通过构建体系化的乡土文化教育机制与保护网络，可有效巩固知识分子对地方的精神根性认同与社会归属感。
　　(二)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推动知识反哺与精神回归
　　缓解知识分子在城乡之间的价值撕裂感，关键在于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通道与文化桥梁。政府应通过优化政策供给，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建设的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农村宜居性与发展韧性，增强其对人才的吸附力。同时，需建立健全引导与激励机制，支持具备城市经验的知识分子返乡发展创业项目、导入前沿理念与技术创新成果，催化乡村内生性发展动能。通过促进乡土与城市要素的双向渗透与功能互补，为知识分子创造跨空间的身份整合机会：在都市空间内满足其专业发展与社会参与需求，回归乡土空间时则能重新激活情感联结并建立心理上的栖居地。
　　(三)建设包容多元的身份认同体系，提供多维支撑
　　构筑一个尊重多元文化背景、容纳差异性价值取向的弹性身份认同体系，是从社会心理层面化解知识分子身份困境的必要路径。社会应倡导价值宽容性原则，保障个体在多重文化参照系、生活方式中享有充分的身份选择与调适自由。针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尤须加强专业的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帮助其理性建构对“自我”的认知地图，坚定文化定力，拓展社会实践通道，明晰其在社会演进中的位置坐标，最终于差异共存的环境中定位到那个具有生命统合意义的“真我”。
　　结语
　　知识分子的乡土困境与身份认同危机源于复杂的结构性、文化性动力。纾解此双重困境的关键在于：通过强化乡土教育系统与文化传承体系固本培根；通过推动城乡知识、人才、价值良性循环促进有机融合；通过倡导多元包容的社会伦理氛围重构个体身份坐标网络。这些举措旨在重塑知识分子个体的乡土情感结构与责任伦理意识，并为其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发展弹性的社会空间，使其得以在直面多元文化挑战时保有主体自信，最终促进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的精神共振、价值协同与共生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