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小颖
　　市府广场的霓虹灯，总在暮色降临时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母亲曾是那光影里最守时的舞者。退休后的黄昏成了她的舞台，节拍里藏着她未褪色的青春。她把广场舞过成了另一种朝九晚五，黄昏被她过成了固定仪式：五点喝下半碗白粥，六点前就赶到市府广场，融入音乐的节拍。我们笑称她跳广场舞比上班还准时，直到这两年，她在电话里开始迷路——来电显示对她来说成了谜题，屏幕上的字也被雾气遮住了。
　　母亲不知换了多少副老花镜，度数越换越高，可她的视线还是像被困在一团雾里。她看不清来电显示，老花镜的度数加到头了，终究抵不过晶状体的浑浊。两家医院的诊断书都写着同样的结果，她将它们压在抽屉最底下，好像这样就能挡住那越来越模糊的世界。她总拿着眼药水瓶反复擦，就像在擦一盏不会亮的灯。
　　“妈，您两只眼除了白内障，还有青光眼。”我攥着诊断结果时，母亲正盯着电视上放大的字幕发呆。她的眼角堆着褶皱，像被泪水浸透的宣纸。可雾气还是在她眼里越积越浓。
　　陪检的哥哥左眼常年水肿，视力一天天减退——那是童年爆竹灼伤的旧患。裂隙灯下，医生指着他雾蒙蒙的左眼说：“这片白内障，该是积了四十年的霜。”哥哥不置可否：“我才靠近花甲，就要做摘除？”我轻声说：“哥，技术很成熟了，别担心。”他摸了摸左眼，笑了笑：“霜打的茄子，熟得透，但也甜。”
　　这对母子最终在眼科病房重逢，像两颗被雾困住的星子，互相照亮手术前的暗夜。术前，我握着母亲的手安抚她雏鸟般的颤抖，转头对哥哥说：“县城医院摘除白内障技术已经很成熟，您和妈放心。”手术台上并排躺着的母子，让我想起他们挤在旧沙发里翻老照片的模样——原来有些羁绊，连病灶都会相约生长。
　　无影灯亮起时，母亲握紧我的手，指节硌得生疼。术后揭开纱布，她忽然笑了，说看见我鬓角新添的白发，“像二十年前抱孙子的自己”。哥哥对着病房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发怔，游走的云图终于不再是他记忆里洇开的墨团。出院时医生叮嘱：“你妈的另一只眼胬肉要先切，等炎症消了再摘左眼的白内障。”母亲听话地在春天的尾声里又住了一次院。
　　我望着她虹膜上未消的手术缝线，想到她不久还要摘除左眼白内障，忽然看清自己的恐惧——那些针脚不仅缝补破碎的躯体，更把半生风雨都缝成了护心镜。
　　轮到我站在眼科诊室时，却成了退缩的那个人。装修粉尘凿开的泪泉，成了挥之不去的荫翳。医生说置管术不过是为眼泪重修河道，我却在术前同意书上停驻了整个春季。记忆里的伤口次第苏醒：七岁被锄头劈开的头皮、剖宫产时钢刀划开的肚皮、甲状腺被剜去的空洞。每一次愈合都留下看不见的裂痕。
　　护士递来的同意书在掌心发潮，铅字游成黑蚂蚁，啃噬着四十年前的乡间小路。邻居姐姐的锄头划破暮色，我的血染红了青草尖。缝针的银线穿过头皮时，我数着屋顶漏下的光斑——那时的疼是扎在年轮里的刺，经年累月竟长成了畏惧的年轮。
　　女儿新居的乳胶漆味道仍在鼻腔盘桓。去年监工时飞扬的尘埃里，我总错觉看见小时候甘蔗刀的寒光。小指上蜿蜒的疤痕像褪色的红绳，捆着所有金属与血肉的往事。而今泪腺溃堤，20多年前两次剖腹产，无影灯下撕心裂肺的杀猪声和哭喊声，咸涩的河流里浮沉着10多年前甲状腺手术的蓝光，以及无数个缝合伤口的春与秋。
　　春日的黄昏，省城高架桥的落日像枚熟透的杏子。门诊楼前的玉兰又要开了。我站在玻璃门前，望着镜中肿胀的泪囊，忽然明白这汪死水原是我前半生所有未流尽的泪。倒映的面孔被泪痕分割成碎片，像极了母亲术前模糊的世界。口袋里的检查单簌簌作响，视频中母亲新换的老花镜泛着琥珀色的光——她如今能看清广场舞队最后的排位，却看不清女儿为何能替所有人掀开手术帘，独独困在自己的影子里。
　　哥哥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嘱咐：“能拖就拖吧，手术台的灯太亮了，或许不用置管也能疏通。”他们用摘下纱布的欣喜编织盾牌，试图为我抵挡无影灯下的阴影。弟弟的短信亮在锁屏：“姐，眼睛不比旧伤，拖成脓肿就不是置管能解决的了。和解不是妥协，是给未来留条出路。”
　　暮色渐渐笼罩了诊室，我数着器械盘里的钢针。那些冰冷的曲线，突然让我想起了母亲裙摆上的流苏，在记忆的广场上旋舞。窗外飘来广场舞的音乐，有个老人正在练习一支新编的舞步，叫“拨云见日”。我最终没有推开那扇门，但在春天的尾声里，我听见内心某个结痂的伤口，正在悄悄松动。也许，有些雾气需要时间慢慢消散，而有些光，总会在雾散后重新照进心间。我的春天，也许只是来得晚了一些，但它从未真正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