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勇强
　　1979年，我结束了不堪回首的“接受再教育”的生涯，被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单位工作。次年春天，我被抽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从此，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乐此不疲，笔耕不止，自然也尝到了“爬格子”的酸甜苦辣，颇值得回味。
　　我虽然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但对文字工作却情有独钟，被抽调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工作，为我提供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和平台。因为党委办的工作，除了行政事务之外，文字工作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起草文件、收发通知、汇报材料、领导讲话稿等等。我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写新闻稿件向报刊、电台投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不畏困难，废寝忘食，精神可嘉。可以说，每写一篇稿都历尽艰辛。因为那时交通、通讯等条件还比较落后，有时为了采访，甚至为了核实一个例子、数字，在多次用手摇电话仍然与被采访对象联系不上的话，只好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前往目的地。采访结束后，抄稿、寄稿更是颇费周折。当时，连机械打字机也没有，写好稿后，只好用手工抄写，那辛苦的滋味只有亲自尝过的人才有体会。为了使文面美观，我用仿宋字体誊抄，每抄一页（300字）约需要15—20分钟。有时抄了半页，不小心写错或漏了字，或者有改动的话，只好将这页作废，真是有苦说不出。此外，为了多投几个地方，每篇稿都是复写的。用复写纸、复写板来抄稿件，可以说是一门学问：如果用力过度，稿纸则会开裂，用力不够的话，则不够清楚。这就要讲究技巧，经过多次的揣摩，我终于掌握了要领，那就是紧握圆珠笔，适当用力，因此至今右手中指的厚茧还“依稀可辨”。皇天不负有心人。用功抄好的稿件工整、清晰，颇受编辑的青睐。《湛江日报》一位编辑还专门打电话赞扬我：一接到你的稿件，不用看署名，一眼便认出来了，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
　　将稿件抄好后，投稿也颇麻烦，虽然那时寄稿实行“邮资整付”，但由于邮路不通畅，寄广州的稿件需要一个星期，寄湛江的稿件也要三四天，大大地影响新闻的时效性。有鉴于此，编辑往往将消息导语部分的ⅹ月ⅹ日，改为“最近”“日前”“不久前”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作了“技术处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的“处女作”被湛江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一份打印稿，使我激动了好几天，上班时一有空就拿出看，甚至晚上睡觉后，又起床拿出来看，还不时拿给自己的知己朋友看，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不久，我收到2元钱稿酬，我将汇款单小心地珍藏着，直到还有一天就超期了，才盖上办公室的大印，拿去邮电局取款。简直达到了“发烧友”的程度，用“如醉如痴”来形容也不过分。公社一位领导说：“你有这种精神，继续努力吧，今后一定会成才。”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成才”谈不上。不过，这些年来我一如既往地“爬格子”，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从只会写消息、读者来信到学会写通讯、报告文学、评论、散文、调查报告、论文和领导讲话稿等多种体裁的文章，在各级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稿件，有的还获得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有的被编入各类专著，有的被人民网、中新网、搜狐网采用。1993年以来，中国言实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我的散文、报告文学集《春华秋实》《跋涉者的足迹》《笑对人生》《故园情怀》《松林旭日红》和《两手空空的“大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