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稿情结从广播喇叭开始


  

吴德忠
  我所生活的农村在与广西交界的大山里,位于信宜市西部的边缘,特别偏僻。刚记事时,每天吃完晚饭,就有大队干部拿着铁制的喇叭筒,站在村头或村尾高处大喊:“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内容是传达上级各种文件和通知,那是农民得到上级信息的唯一方式。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大人在每家的房顶上拉铁线,隔一家竖立一根电线杆,电线杆是从大山里锯来的松树,树杆上拧上一个白色的瓷器,我们叫它是电杯,用来固定电线,我并不知道大人们在做什么,听到墙上有大声的说话声,非常好听,就像在大队门外听到过的干部在讲话,父母都坐在屋里专心地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只看见墙上挂着一个近似大碗的东西,声音就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广播喇叭,那年我6周岁刚上小学一年级,当时临近春节,家家户户都装上了广播喇叭。
  广播喇叭在农民们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波,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根铁线连接一个大碗似的物品,就能传播出声音,太不可思议了。
  广播喇叭一天响三次,第一次是早晨睡得正在梦乡里的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母亲就起来做早饭,我们孩子们起来后就听着喇叭吃早餐。中午我们放学回来后又响一次,那是社员们放工回家了,晚上一直响到人们睡觉。每次播音开始、音乐结束,播音员都会说:这里是金垌公社广播站,现在是第几次播音。
  我所在的生产队听到的是金垌公社广播站播出的节日,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广播电台和县广播电台外,还办有本公社的新闻节目,每次播音10分钟,稿件都是当地人写。因为写稿的人少,常常播出如何养猪、养牛、养鸡,怎样种好水稻、番薯、大白菜等养殖技术知识,偶尔播出一篇原创稿件,也只是公社的哪位领导或者大干部写的批判文章,内容空洞。
  我所写第一篇新闻稿件是1979年,正在金垌中学读高一。暑假回到家中,唯一能获取外边信息的,就是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山里的生活单调寂寞,天天听广播就成了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坐在家里的板凳上,专注地听广播里的新闻、文艺节目、少儿节目、农业学大赛节目等。在听新闻时,注意都广播了什么内容,是否有自己大队里的事或者公社的事,但却极少在县的新闻里或者省的新闻里听到我所在公社的消息,说明这个公社没有人写稿件。
  于是,我就寻思着给公社广播站写一篇稿子。因为不懂文章的体裁,也不会去采访,凭着我在生产队劳动时看到的现象,就胡乱拼凑了一篇叫《稻草一把火烧掉太浪费了》的文章。里面有我看到的现象,大部分是听老农说的稻草应该还田做肥,不要一把火烧掉的好处和害处。写好后就拿给父亲看,问他我这篇文章写得怎样?最后用白纸抄好后就走路把稿子送到了公社广播站。
  公社广播站是第三天早晨播出我那篇稿子的,正是做早饭的时间,很多人都听到了。播出时将我的学生身份、学校、姓名都说得清清楚楚,不过那篇稿子有了很大的改动,就是标题没有改变。
  为了享受这一“辉煌”,当天晚上我特地邀请了一位同生产队的好友和伯父的大女儿一起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又细心听了公社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这篇稿子。
  在公社的广播喇叭里播出一位高中生写的稿件,在我们生产队史上是第一次,因为喇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稿件能在那上面播出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在整个生产队中反响可想而知。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却成为我不停写作的动力。后来我写的稿件经常在县广播电台播出,有的在省广播电台都播。
  如今,当年的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都记忆犹新,影响深远,我永远不会忘记广播喇叭的那段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