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文
　　一九八五年的夏末，十七岁的我攥着一纸调令，骑着自行车，拉着读师范时父亲专门做的小木箱，木箱里装着简单行李和一些书籍，来到了化州县那务镇泉埇小学。眼前是几间黄泥夯筑的校舍，檐角低垂，窗棂疏落，四下里静得只听见风穿过桉树林的呜咽，和远处隐约的、固执的鸡鸣。世界很大，大到我刚刚从廉江师范那片规整的方格天地里走出来；世界又很小，小到一下子被这四面青山合围，只剩下手里一卷教科书，和一颗被“教导主任”这个称谓压得微微发烫，却又鼓胀着莫名热气的心。
　　最初的时日，是与“简陋”这个词赤诚相对的。教室是祠堂改成的，多数都是泥砖房，窗户没有玻璃，蒙着旧化肥袋。黑板是涂了墨汁的杉木板，粉笔落下，簌簌地掉着木屑；课桌高矮参差，映着孩子们高低参差的个头。教学，便是在这物质的贫瘠里，开凿精神的泉眼。然而，教学之外，还有另一重更广阔的、沉甸甸的课堂在夜幕下展开——“扫盲”。农忙后的夜晚，村中的公屋里，一盏煤油灯拢住一圈黝黑而疲倦的面孔。他们多是壮年，手指粗粝，握笔如攥锄，额上沁着汗，眼中却有一种近乎羞怯的、陌生的光亮。当“人口手”、“日月火”这些最简单的字形，笨拙地从他们笔下诞生时，那低低的、不确定的念诵声，汇成一股暖流，冲淡了夜的寒与日子的苦。我恍然明白，我所点亮的，不止是孩童启蒙的晨曦，更是一个村庄试图挣脱混沌暮色的、最早的决心。
　　两年后，我调至那务镇中心小学，任少先大队的总辅导员。红领巾在胸前飘成一片火热的云，歌声与鼓号声终于让校园的底色明亮起来。我成了“孩子王”，被孩子们尊称为“陈老总”，每个学期领着一群羽翼未丰的雏鸟，开展春游、野炊、长征、登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他们认识山外的星辰，也丈量脚下的泥土。后来，我又转任教导主任，负责普及教育和教学工作，教育教学，至此不再仅是知识的传递。它是春日山坡上的辨认草木，是夏夜操场里讲述的银河故事，是为一个自卑的留守儿童特意设计的、能让他挺起胸膛的“职务”，是耐心地、一遍遍矫正那带着浓重乡音却无比认真的朗读。乐趣，便在这琐碎的、日复一日的耕耘里，泉水般涌出。当你发现那些曾被大山沉默困住的小小心灵，开始学会用语言和文字，笨拙而热烈地表达对一朵云、对一次日落的惊奇时，那种充盈的喜悦，是任何物质的酬报都无法比拟的。
　　九年，青山寂寂，人世熙攘。我把生命中最饱满的九年，酿成了化州山间一阵润物无声的细雨。一九九三年，当“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的证书与化州市人民政府的三等功奖章递到手中时，它们压手的份量，并非来自荣誉本身，而像是那九年光阴所有晨昏、所有目光凝成的琥珀。奖章无声，却仿佛回荡着泉埇小学夜课时的读书声，回荡着全镇小鼓号队嘹亮的行进曲，回荡着无数个深夜，我批改作业时笔尖的沙沙声，与窗外山风应和的寂寥与丰盈。
　　如今回首，那九年何尝只是一段职业的起点？那是我精神的故乡。它教会我最质朴的真理：教育，尤其是植根于泥土的教育，其光芒不在于塑造惊天动地的伟业，而在于守护每一株幼苗不被湮没的尊严，在于点燃每一个平凡灵魂深处那簇渴求光热的火种。那简陋校舍里摇曳的灯火，与今日窗明几净的学堂华光，本质并无二致，都是文明得以不坠的、最坚韧的索引。
　　岁月奔流，或许我已走出那片具体的山水，但山间灯火，早已内化为我生命不移的坐标。它时时提醒我，无论身处何地，面对何人，都要怀揣那份最初的、十七岁时的赤诚——做一盏灯，哪怕微光如豆，也要固执地，温柔地，照亮一寸寸可能的黑暗，温暖一方方待垦的心田。那光，始于化州的山坳，却愿它，能无声地，照得更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