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宁
　　这件事，成了我心里一道无解的“悬案”，无声地压抑了四十多年。如今，总算能用文字把它倾倒出来。
　　1981年，我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池洞镇的岭砥初中点工作，任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兼几个班的音乐。那时改革开放伊始，港台流行歌正热，音乐课是学生特喜爱的科目——谁能精准地唱上几首流行曲，简直自带光环。同事说，此前学校没有正式的音乐老师，上课不过是“捡口水”似的哼几句，音乐课便愈发寡淡。
　　好在，我们这批师范生都受过正规音乐训练。我虽不专攻于此，却也颇感兴趣，这“重任”便落到了我肩上。
　　在岭砥工作两年后，我被调到了本镇较为山区的双垌学校工作。这里学生多，听同事说因无人教音乐，这门课已荒废多年。此担子，再一次无可推托地交给了我。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全部重开音乐课，我每周要上16节音乐，加8节初二数学，共24节课，工作量着实不轻。
　　我把读师范时的音乐笔记系统地整理出来，工工整整地抄到一本专用的备课簿里：如何练声，倚音、波音、颤音怎么唱，级进音程如何练习……还有当时风靡的《乡间小路》《泉水叮咚响》《外婆的澎湖湾》《万里长城永不倒》《大地恩情》等等歌曲的曲谱与歌词。这本备课簿，渐渐成了学生们眼里的“宝典”。
　　或许是因为音乐课缺席太久了，我的歌声在校园里显得格外新鲜。尤其是能教唱流行歌曲，让学生们格外兴奋。只要上音乐课，连最调皮的学生也规规矩矩了。
　　我特别重视简谱的基础训练，设计了不少练习：三度上下跳、级进三度跳、逐级上下跳、五度逐级跳……孩子们从这些练习开始，慢慢懂得如何练声，摸清音高，学会打拍子，如何先唱谱、再押唱歌词。记得五年级的学生格外热情，课间十分钟，常有一群孩子挤在我那间小小的宿舍门口，迫不及待地问：“老师，这节音乐课教什么歌？”
　　有一回，我在黑板上写下一行陌生的简谱和歌词，对学生说：“这是我自编的一句歌，你们肯定没听过。这次我们先不唱谱，我数‘一二三’，你们直接唱词。”他们瞪大眼睛：“啊？这能行吗？”我笑着点头。口令一出，孩子们竟真的一气呵成，把那句歌词唱了出来——那一刻，他们脸上写满了惊喜与自豪。
　　可不久后，那本音乐备课簿却不翼而飞了。我独住在学校一间仅几平方米的宿舍，白天门常虚掩，不上锁。真正贵重的东西什么都没少，唯独它不见了。后来，我在每个班都平静地说了一次，不是斥责，而是诚恳地提醒：喜欢音乐是好事，需要什么可以光明正大地向老师借来抄写。用不告而取的方式，或许能暂时拥有一本簿子，却可能模糊了做人的德行，这对个人的品格形成极为不利。
　　一年光阴匆匆。秋季新学期开学前，学校安排我教初三数学和化学，还要兼大部分班级的音乐。每周依然二十多节课，工作量倒是其次，自掏腰包购买纸墨、用毛笔一张张抄写“大歌纸”贴在黑板上，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负担——要知道，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四十多元。
　　开学事宜刚刚理顺，一纸调令忽然到来，我离开了双垌，去了别的学校。之后，又几经辗转，直至离开教育战线，步入行政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人老了，特别怀旧。回顾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最让我回味与牵挂的，依然是那段站在讲台上的日子。如今，我加入了以退休教师为主要群体的“梅岗歌坛”，在歌声中找到了娱乐养老的雅趣。偶尔灵感来了，也试着写写词、谱谱曲，赞美家乡的山水人情。只是每当静下心来时，那个“悬案”总会悄然浮现：到底是谁，悄悄拿走了我那本音乐备课簿？他或她，后来是否因此走进了更广阔的音乐世界？我那本簿子里的字迹和音符，是否曾在某个年轻的生命里，埋下一颗会发芽的音乐种子？
　　这些，我永远无法知道。但它像一段未完成的旋律，始终在心里低回，温柔，又略带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