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峡山寺》（李远东书）

杨万里《题清远峡峡山寺》（李远东书）

■华旭
　　在中国当代书法史上，能以四十余载光阴深耕艺海，兼融古今名家精髓、贯通诗书画艺境界者，李远东先生当为翘楚。他扎根传统沃土，吸纳康有为、于右任、孙伯翔等现当代名家的理念与用笔精髓，以深厚的古诗词、楹联造诣为精神内核，在魏碑、行书、狂草多体创作中开辟出新境界，既铸就了“阳刚质朴、生拙劲健”的书法风骨，更成就了“诗墨合一、古今交融”的艺术人生。
　　李远东的书艺根基，是对传统的敬畏与对名家智慧的创造性吸纳。四十余年临池不辍，让他练就了控笔如神的扎实功力，运笔节奏、笔锋回弹与线条轨迹高度契合，章法避让、字形倚正、墨色润枯皆在自然书写中顺势而成，这背后既有对古典碑帖的沉潜体悟，更有对现当代名家艺术精华的精准萃取。康有为作为近代碑学的旗手，以“尊碑抑帖”的主张打破书坛柔媚积弊，强调碑刻的阳刚之美与金石气，这一理念深刻塑造了李远东的审美取向——他跳出传统柔美书风的桎梏，执着追寻魏碑本质的阳刚质朴，恰是对康有为碑学思想的当代践行。于右任“碑帖融合”的探索与“自然率真”的书写理念，为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使其不拘泥于方笔圆笔的界限，实现方圆并用、转换自然，更以“以碑入帖”的思路打通诸体壁垒。而孙伯翔先生对魏碑程式化的突破与线条质感的丰富化实践，则成为他深化创作的直接养分，让他摆脱了早期魏碑的匠气与僵化，赋予线条更多鲜活意趣。三位名家的核心理念，在李远东笔下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内化为“取碑之雄、融帖之韵、立己之格”的艺术路径。
　　在魏碑创作领域，李远东完成了对名家精髓的熔铸与个性风格的确立。近百年来魏碑书风历经曲折，从张裕钊的习气之弊到赵之谦的柔美底色，从程式化改造到孙伯翔的新风开拓，李远东承接这一脉络并推向新境。他吸纳康有为“取碑之雄强”的核心，摒弃激进部分，保留碑刻原始质朴的精神内核；借鉴孙伯翔线条丰富化的实践，在结体上既延续夸张笔画、重心下沉的传统，又在字形高矮、笔画呼应中巧施变化，打破陈规；融合于右任的自然理念，让魏碑方折线条多了圆融灵动，避免板滞。其魏碑作品线条醇厚，墨色浓淡润枯对比强烈，结体奇崛而稳健，既见斧凿刚健，又含笔墨意趣，构建起完整的“生拙劲健”语汇体系。更难得的是，他将魏碑精髓延伸至行书创作，受于右任“以碑入帖”启发，将魏碑方劲笔触与涩笔意趣融入行书，使“笔力诗情七言联”等作品兼具流畅与筋骨，形成独具时代气息的行书风格。
　　诗词楹联造诣，为李远东的书法注入了灵魂，成就了“诗墨合一”的至高境界。书法与诗词本是传统文人的核心素养，李远东深谙此道，其展览作品中半数以上为自作诗、自撰联，《清远春景·其二》等诗作既见情怀又见笔力，不让诗词圈名家。这种造诣让他的创作跳出单纯的笔墨技法层面——在狂草创作中，他不再仅从书法角度构思章法节奏，而是结合诗词内容一体谋划，使笔墨节奏与诗文韵律高度契合。其狂草作品有激情而少悲愤，控笔精到却不乏意趣，既得益于魏碑锤炼的线条质感，也深得张旭草书“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之神髓，更源自对诗文内涵的深刻体悟，打破了怀素之后狂草在性情与法度间的平衡困境。正如其书“自作诗《行草十家全国巡展纪怀三章》”，墨色丰富多变，线条张弛有度，诗文的情怀与笔墨的气势相互激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契合，这是外行难及的高度，也是传统文人“诗书画合一”精神的当代传承。
　　四十载耕耘，李远东的艺术境界早已超越技法层面，成为承载时代精神与文化底蕴的生命表达。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书法革新成为命题，康有为打破传统桎梏，于右任对接时代需求，孙伯翔丰富魏碑语汇，李远东则以“碑骨诗心”回应时代，既坚守书法文化内核，又契合现代审美需求。他的作品兼具传统厚度与时代气息，大尺幅作品心手双畅、气势磅礴，小楷作品精到雅致、韵味悠长，魏碑立骨、行书活气、狂草畅情，每一件都彰显“回归经典而不泥古，立足时代而不趋时”的追求。清远的灵秀山水滋养了他的性情，而诗词楹联的造诣则丰盈了他的精神，四十余年的坚守与求索，让他在融名家精髓、扬个人风格、承文化血脉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之路。
　　李远东的艺术人生，是对“书道即人道”的生动诠释。他以四十载光阴证明，书法的高境界不仅在于笔墨技法的精湛，更在于文化修养的深厚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从对康有为、于右任、孙伯翔等名家的敬仰与吸纳，到对诗词楹联的深耕与体悟，再到对魏碑及多体书风的革新与创造，他最终成就了“碑骨融今韵，诗心铸书魂”的艺术境界，成为当代书坛传统与时代交汇的典范。其探索之路，既为后学者指明了“取法乎上、融会贯通”的方向，也为中国书法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唯有以敬畏之心守传统，以开放之姿融名家，以文化之养铸灵魂，方能在书道之路上行稳致远，立己立人。图/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颜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