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媚
　　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和复杂的政治生态，为了促进人民大众的民族觉醒、阶级觉悟，动员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一套多层次、系统化、高效化的理论传播实践路径，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建构、立体化的传播网络和精准化、通俗化的传播策略，构建起兼具革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话语体系，实现对广大军民的抗日政治动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从书斋走向实践的理论转化。
　　（一）内容重塑：开展系统化、民族化的理论建构工程
　　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面对抗战时期理论准备不足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开展系统化、民族化的理论建构工程。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系统化、规范化的形态进入革命根据地的话语空间，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纳入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整体布局，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工作。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马列学院，汇聚了一批兼具理论素养与翻译能力的学者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4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翻译校阅委员会。该委员会翻译和校阅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载体。随着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阐释，使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民族解放任务相结合。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通俗语言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清晰论证了抗战的三个阶段，为抗战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构建更是将阶级话语暂时融入民族话语，为全民族抗战构筑起最大限度的同盟军。在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明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动力等问题，也揭示了革命的步骤、方针策略和前途，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在理论建构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通过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从根本上解决了“传播什么”的问题。
　　（二）基石建构：构筑立体化的理论传播网络
　　为实现高质量的理论传播，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元路径构筑起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化理论传播网络，使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化为具有广泛动员力的大众话语。
　　覆盖全域的宣传体系是理论传播的骨骼组织。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的抗战宣传动员存在“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等问题。为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文本转化为可操作的革命实践纲领，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传媒的力量，打造了覆盖不同区域的媒体矩阵。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以《解放日报》的改版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的建立为契机，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报社、通讯社、广播三位一体的宣传体系，发展出报刊、诗歌、戏剧、标语、口号、教材等形式多样的媒介载体，开展了多形式的理论传播模式，从而使理论传播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模式。如在异常艰苦的敌后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边区领导组建各类剧团和文艺表演队深入群众中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同时又通过培植群众中的文艺爱好者，使他们成为抗日文化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诗歌、戏剧、舞蹈等的熏陶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抗战革命思想，并转化为支持抗战的实际力量。
　　组织化网络是使分散的党员、群众能够共享党的思想理论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了使理论传播突破地域、阶层和职业的限制，使不同阶层人士能够参与到党的理论学习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及遍布各根据地的抗日救国会、农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成为理论传播的毛细血管。此外，为了广泛组织群众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组建了读报组、黑板组、漫画组、剧社、广播组等宣传组织，借助形式多样的宣传组织提升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筑起“读报组—通讯组—识字组—夜校—学习班”的组织传播架构，成为党的宣传体系的制度化实践，实现了理论对基层社会无所不至的渗透。以读报组为例，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读报组开展读报运动，读报员将报纸上的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传递给人民群众，实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和价值引领，从而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转化为一系列革命运动和生产运动。
　　（三）受众区分：实施精准化、通俗化的传播策略
　　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因此，理论必须掌握群众，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为了使人民群众能够理解、掌握和接受党的先进理论，中国共产党针对理论传播的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通俗化的传播策略。
　　基于理论传播受众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各党派中间势力等不同群体采取了精准化的传播策略。针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中国共产党着重采取党内集中学习的方式开展系统化的理论教育。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中央是理论传播的中枢，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理论传播和思想统一的实践，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思想达到空前统一，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面对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着重进行利益关联与情感动员，如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有效调动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国共产党着重通过民族大义和民主革命的理想感召来号召知识群体投身革命。对各党派中间势力则通过传播“团结、民主、抗战”的理念以实现价值的共鸣，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认知差异，中国共产党采取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本土化传播策略。为使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通俗化的理论传播策略。一是宣传语言的通俗化，如为使工农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理论概念，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农民翻身”、“保家卫国”等口语表达，将阶级理论具象化为“打土豪分田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语境实现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理论传播的生命力。二是宣传形式的通俗化。为了避免理论传播陷入说教式的传播范式，中国共产党通过创作街头化的诗、歌、戏剧和漫画，制作生动的标语和口号，编制革命化的书本教材等，使人民群众通过说唱、动作和视觉实现思想觉悟的提升。
　　全民族抗战时期的理论传播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成功探索，通过理论的系统性建构、实践性转化与社会性动员的传播逻辑塑造了政党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的新型传播关系，其传播实践昭示：理论传播需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以解决时代任务为导向；理论传播需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在对话中凝聚共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大众化的历程中不断散发蓬勃的生命力。
　　本文系202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共建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号召力的历史经验研究”（GD23XDS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