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春
　　《新华南》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创办的党刊。其宗旨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引导广大青年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动员其他各阶层民众汇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神圣使命。《新华南》在国统区生存发展的环境异常艰难，处处受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钳制。但《新华南》仍旧发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处处体现党报党刊的战斗功能，成为党在华南地区宣传战线上的生力军，发挥了引领华南抗战舆论的重要作用。
　　一、痛斥奸谬：揭露日汪阴谋，批判投降主义
　　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新华南》题中应有之义。《新华南》创刊之际，正值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行为的顶峰时期，为此，《新华南》给予了严厉批判与斥责。
　　一是出版反汪特辑，形成舆论攻势。以华制华，是敌人企图灭亡中国的重要策略的一部分。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降日本。翌年7月，汪精卫抵穗，鼓吹“广东局部和平”,散布投降卖国论调，企图配合日寇在华北华中新的军事政治行动。一些拥汪分子也四处活动，互相呼应，鼓吹对日妥协，公开做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对于汪精卫的阴谋，《新华南》早已有所警惕。该刊在1939年5月出版的一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汪逆觊觎华南》的短评，提醒人们予以密切关注。为了充分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将他窜粤的企图曝光，使人们对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加深了解，《新华南》在第一卷第七期发了“讨汪特辑”，发表了石辟澜的《三民主义乎？“三反主义乎”？》犀利指出汪伪“反共、反蒋、反战”的本质；李平之的《展开群众的讨汪清奸运动》则提出“街头演讲、漫画宣传”等具体策略。任毕明的《提防冒牌劣货捉拿卖假药的棍徒》用方言俚语讽刺汉奸，被民众传抄张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在1940年6月1日复刊后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上登有思慕的《汪逆傀儡的登台及其新花样》、谭天度的《对汪逆伪组织的认识与反汪运动》、李筱峰的《怎样展开群众的反汪工作》等文章。该期的编后记中说：“以反汪为中心内容的三篇文章都有互相关联性的，在开展反汪工作中，拿来作为参考资料是十分适当的。”其他文章还有孟晋的《如何根绝和平谣言》(第二卷第九期)、宋绿伊的《讨汪与肃奸的新阶段》(第二卷第一期)等。这些文章被各地抗日团体改编为宣传手册，形成“二次传播”效应。通过《新华南》的宣传，人们对汪伪政权的真正面目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对于《新华南》的反汪反投降的宣传工作，中共广东省委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新华南》出版之反汪特辑与欧战问题的临时增刊都是特别为群众欢迎，而实际起了领导作用的。”
　　二是揭露日寇的阴谋和日寇在华南的罪行。《新华南》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不断组织有关文章，对日寇的新阴谋和罪行进行详细分析和揭露，让人们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先后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有蔡南圃的《敌人的新企图与我们的新任务》(创刊号)，率先对日寇的战略企图进行分析，提醒民众警惕日寇的侵略阴谋。龙伟焘的《暴敌蹂躏下的顺德》(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以顺德沦陷后的悲惨景象为背景，详细描述了日寇在当地的残酷行径，如肆意践踏百姓生活、强迫人民领取“良民证”、大肆倾销鸦片、导致粮食短缺等，展现了日寇的残暴和野蛮，让民众对日寇的罪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吴启燕的《受辱的庵埠》(第二卷第六期)则聚焦于庵埠地区，揭露了日寇在当地实行的毒化政策，如开设鸦片专卖处、赌场、妓院，强迫民众使用伪币等，深刻揭示了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迫。这些文章则以血泪的事实对日寇犯下的暴行予以严厉控诉。
　　二、昭示敌败：解读国际形势，激励民众抗战
　　《新华南》将中国国内的抗战作为宣传和报道的重点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发展，发表了不少关于国际述评方面的文章。如石辟澜的《德波战争之前及其现势》(第一卷第七期)、《欧战前途与中国抗战》(第一卷第八期)、《波兰溃败后的北欧·近东和远东》(第一卷第九期)，思慕的《美日在远东的角逐》(第三卷第一期)，将中国抗战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格局中。例如，《一九四一年世界的展望》(第三卷第四期社论)社论预言“苏联参战将扭转战局”，与半年后的苏德战争爆发形成历史呼应。这些分析增强了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李筱峰的《欧战的新局势与远东问题》(第二卷第一期)、《论巴尔干战局》(第三卷第二、三期)，谭天度的《越南问题的演进》(第三卷第二、三期)，浩森的《关于日寇侵占安南诸问题》(第三卷第九期)、《论远东新形势》(第三卷第一期)，蔡力行的《论苏日关系的发展》(第二卷第八期)，黄吉的《关于欧战中的苏联》(第一卷第八期)，罗汝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久性跳跃性与闪击战争》(第二卷第十一期）等。这些文章集中地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及其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关系，让广大读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有更深入的了解，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
　　三、共赴国难：团结各方力量，坚持抗战到底
　　《新华南》始终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核心任务，不遗余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它积极发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同时广泛刊登其他各界知名人士的作品，涵盖了国民党军政要员、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精英等。张发奎的《告广东游击区全体武装同志》、余汉谋和李汉魂的《赞男女同胞书》等文章的发表，充分体现了该刊物在团结各方力量上的努力。这些文章不仅强调了抗战的重要性，还传达出全民族抗战的坚定信念，极大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士气。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新华南》在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守抗日立场。主编石辟澜以身作则，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如在《广东民众动员的过去及将来》中，引用张发奎的话语“应当相信：抗战之胜利，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要使广大的群众，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不要有一个老百姓给敌人利用去！”，深刻指出动员民众对于保卫大华南的紧迫性，呼吁各方紧密团结，共同抗击日寇。这种坚定的立场和积极的宣传，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让民众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新华南》密切关注抗日形势的变化，不断组织文章揭露日寇的新阴谋和罪行。创刊号上发表的蔡南圃的《敌人的新企图与我们的新任务》，率先对日寇的战略企图进行分析，提醒民众警惕日寇的侵略阴谋。此后，《新华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短评《敌在华南的军事动向》、第一卷第七期张敬仁的《日寇在东宝沦陷区的阴谋》和劳文工的《日寇在琼崖的阴谋》等，从不同地区、不同角度深入剖析日寇的侵略手段和阴谋诡计。除了揭露阴谋，《新华南》还以大量的篇幅控诉日寇的暴行。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1940年11月15日龙伟焘的《暴敌蹂躏下的顺德》以顺德沦陷后的悲惨景象为背景，详细描述了日寇在当地的残酷行径，如肆意践踏百姓生活、强迫人民领取“良民证”、大肆倾销鸦片、导致粮食短缺等，展现了日寇的残暴和野蛮，让民众对日寇的罪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第二卷第六期1940年6月1日吴启燕的《受辱的庵埠》则聚焦于庵埠地区，揭露了日寇在当地实行的毒化政策，如开设鸦片专卖处、赌场、妓院，强迫民众使用伪币等，深刻揭示了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迫。
　　结语
　　《新华南》在华南抗战战场上，既直接服务于抗战动员，又潜移默化地重构了中共在华南的政治权威。其贡献不仅在于战时舆论引导，更在于为中共在国统区开辟了“合法与非合法斗争相结合”的实践路径，成为抗战中后期中共在华南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支点。作为中共在华南抗战中的舆论阵地，《新华南》的历史意义远超一般地方刊物。它既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库，也是民心向背的晴雨表。通过灵活运用统战策略、深耕本土话语、创新传播形态，《新华南》成功塑造了“坚持抗战、民主进步”的舆论生态，为中共在华南的政治合法性奠定基础。其经验启示在于：在复杂政治环境中，舆论阵地的建设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团结。今日回望，《新华南》不仅是抗战史的一页注脚，更是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智慧的经典范例。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舆论与政治：全面抗战时期《新华南》的民众动员研究》”（GD23CDS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嬗变研究（项目编号：2021rc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