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志
　　父亲出生于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文化不算高，高小毕业，20世纪50年代，在村里也算得上半个秀才。那时，村里办扫盲班，他还当过文化教员。生产队集体出工的年代，父亲做过记分员。在我童年时代，印象中父亲每天晚上吃完饭，丢下碗筷，就带上一张“狗仔凳”，到生产队去，给社员评议和记录当天的工分。这份差使，父亲一直做到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
　　听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也有两次机会跳出农门的，但最终还是错失良机。后来母亲每每提起这事，总是说：“唉，你们杨家没有‘脚力’（支撑门户的人），就这个命啊。”而父亲呢，则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本本分分地做了一辈子农民。
　　父亲今年83岁了，风里来雨里去种了一辈子田，对土地、对耕牛都有着极深的感情，至今还在老家侍弄着两亩田地。十几年前，我曾多次打电话给父亲，劝他把牛卖了，田也别种了，父亲每次都“嗯嗯”地应承着。可是，待来年一开春，他又习惯性地把牛从牛圈里牵出来，套上牛轭，拉到田里去了。问他为什么，他总说：“农民嘛，不种田干什么。现在国家政策好，种田不用缴税，还有补贴，要是不种，那么好的田地不就荒了？”于是，这牛也就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
　　家乡的冬天出奇地冷，村里的人家多习惯把牛关在牛圈里，扔几捆干稻草了事，父亲却心疼他的牛，每天把牛当儿子一样对待。白天从地里挑回一担新鲜的萝卜白菜等菜蔬，晚上让母亲剁了，满满当当的一大锅，待第二天一早烧柴火煮好后，他就舀出一大桶来，热气腾腾地提到牛圈里。印象中，他总是歪戴着一顶蓝色帽子，外套一件黑色老棉袄，抖抖索索地提满一桶牛食去喂牛。每当他从一长排牛圈（村里集体时代建的）前经过时，别人家的牛一听到响声，准会一骨碌地翻身起来，以为主人给它们送来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可是，等父亲提着桶走过去，发现并没有它们的份，只得重又卧下，鼓着一对铜铃般的大眼睛，继续无聊地嚼着几根细长而无味的干稻草。而此时，父亲的牛却埋下头来，呼啦呼啦，发出极有节奏的响声，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就把满盆的“美味佳肴”卷进了肚中。伴随着这动听的呼啦呼啦的响声，牛的肚子逐渐滚圆起来，全身的皮毛也都晶亮晶亮的，似乎每个毛孔都闪耀着油亮的光泽。父亲呢，这时常常并不马上走开，而是守候在牛圈边，专注地看着牛吃食的样子，时不时地还弯腰摸一摸牛的脊背或头角。
　　前几年，村里插秧、收割都实现机械化了，养牛的人家都陆陆续续把牛卖了，父亲才万分不舍地，最后一个也把牛卖了。我趁机再次向他提出，年龄大了，牛也卖了，该洗脚上岸了。父亲总能找到理由，他说，现在都实现机械化了，种田比过去轻松多了，国家补贴也更多了，再种几年吧。于是，这田也就一直种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