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文
　　匆忙间，离开故乡已四十余年，读了林语堂先生《秋天的况味》一文，我常常在不经意间思考和回味着故乡的况味。
　　我的故乡位于化北边缘一个名叫山垌的小山村，也有人叫作石山垌村。村庄后面耸立着一座叫作石岩岭的石山，村庄前面是一片叫作门口垌的开阔水田，或许这就是石山垌村名的来由。一条小河从东向西弯弯流去，有个村民挑水和洗衣服的埠头，叫作担水湾；下游有个拦河坝，建有一个抽水泵站、一个小水电站和一个小水碾。
　　村庄有三个村民小组，习惯一直叫作生产队，居住着姓张和姓蔡两姓村民，过去是三百多人，现在大约已有五百余人。张氏村民占五分之四，分布在村庄的前、左、右三面；蔡氏村民占五分之一，聚居于村中间后面的一隅。两个姓氏都是从外地搬迁而来，原本没有亲缘关系，也无从知晓那个先来后到，烟火相盖，鸡犬相闻，从前一同参加生产队劳动。同姓村民有时因邻里纠纷而面红脖子粗，甚至捋臂揎拳，欲诉诸武力；但异姓之间却恪守“礼之用和为贵”的古训，始终相互包容，和睦相处，从没见过发生纠缠和争执。外面的人都称赞我们村人明大义识大体，有古仁人之风。
　　我们村的农田分布是一大奇观，居然拥有两处大面积的“飞地”，约占全村农田的三分之一，一处位于相邻的上双村委会结菜村，另一处位于相邻的旺竹村委会枧头村。据上一辈的老人回忆，土改和公社化时期，靠近这两地村民受到鼓吹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影响，觉得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这些被人视如敝屣的农田，舍近求远分给了渴望获得土地的我们村。但是“飞地”的额外增加，于我们村而言却好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大的好处是曾养活我们村人，在最困难的年代也没有因为饥荒饿死人；最大的副作用是潜滋暗长小农意识，犹如被打湿翅膀的鸟儿，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蜕变的海阔天空中，起飞迟缓，飞得不快不高不远。
　　小时候，我常听见邻居有个彪形长辈训斥孩子读书懒怠时说，马不读书会拉车，牛不读书会犁地，老虎不读书人还怕哩，不想读就回家种田吧，饿不死人的。张氏近代以来颇有名气的寒门学子屈指可数，民国时期有个名叫少横的前辈，传说是远近闻名的撰写打官司状子高手；“文革”前我的堂哥家华考上华南农学院，读书期间在学院应征入伍；恢复高考那年，刚高中毕业的远房兄弟锡华和若干科任老师一齐参加高考，每科分数都高于他的科任老师，后来考上中山大学并出国留学。蔡氏则以从事农村信用社等金融行业而出名，典型的家族式和传帮带式的子承父业，曾经风光显赫一段时期。村民外出务工经商，十有八九如鲁迅《孔乙己》中的“短衣帮”，“长衫主顾”式的寥若晨星，财大气粗的老板简直打着灯笼没处寻。当别的地方早已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候，我们村仿佛还在“唱着那古老的歌谣”，给人一种明显落伍的视角。每与人论及村中之事，心里往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我常想与其当时的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不如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或许能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的故乡充满快乐。那个时期的农村生活：交公购粮，点煤油灯，看露天电影，睇黑白电视，在田头窑蕃薯，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拿着玉米杆当甘蔗吃，哭着哭着就笑了……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仿佛还在昨天，却已成了遥远的回忆。中年时候的故乡，记忆最深刻的是担忧。父母年老体弱，就像长年累月的旧自行车，不时发生故障或毛病，经常需要保养或修理。为了解决音信不通的困难，我们顾不得价钱的昂贵，给老家安装了早期的程控电话。那个时候，每当夜间较晚接到老家的电话，总有一种提心吊胆的焦虑不安，毫无疑问不是父亲病倒，就是母亲病倒，自己就得像“救火队长”一般，需要立马打道回府救急。
　　及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先后离开尘世，慢慢体验了“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的深刻内涵。在“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之时，我常常觉得，虽然故乡还是那个故乡，我还是那个自己；但又常常觉得，故乡已不是原来的故乡，我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故乡的人已有三分之二多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生如逆旅，在外是客，回乡也是客。我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除了清明扫墓或其他特殊情况，甚至逢年过节也几乎不曾回去；与故乡的牵挂也越来越少，仿佛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慢慢淡化成一个符号，风干成一种记忆。但是我又总觉得，这个符号和记忆，打断骨头连着筋，魂牵梦绕，即使地老天荒，也不会磨灭。不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故乡，我也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认祖归宗时，也一定会记得这个地方是自己的故乡。
　　故乡的况味，如一杯色彩斑斓的鸡尾小酒，余味无穷，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