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
　　劳承万（1934-2024）先生是出生于茂名化州的著名学者、中国当代杰出的美学理论家。他一生勤于笔耕，著作丰硕，其学术事业总结性著作《根系学术形态论》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同行评之为先生晚年“由博返约”的“巅峰之作”。笔者作为先生的研究生，读后也感觉有些话要说。
　　先生的这部杰作，理路从容，洞见深彻，厚积薄发，舒展自如，信念清晰，心境平和，辨是非而显大体，论长短而得分寸，是逻辑和心性谐合的成熟之作。为人为学至此，学术已不再是个人观点或意气之争，而是以数十年心性功力练就的“诚心”，负责任地为己为人寻找精神出路。整部著作，摆事实，讲道理，通逻辑，明心性，读之可使人精思入神、切己反思，乃至生返本还原、安身立命之感。这才是真学者、真学术。如果目下学界老少大小学人，都有一点心性的功夫，能以诚明安顿自己的生命，精神不那么虚躁，心态不那么浮荡，学界是可以安静稳重很多的，学术的社会引导作用也会好很多。
　　先生在著作中高屋建瓴，阐幽发微，对中西方哲学文化根脉进行了深度梳理。分析了西方哲学的天人对立、向外、智思-知识、数理-逻辑、逐物-逐神等文化特征，追溯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再到海德格尔和现当代哲学的根干枝叶演变，指出了西式思维的局限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困境（例如个人主义和理性“疯狂”导致的恶果）；讨论了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向内、心性-道德、仁义-礼乐、血缘-群己等特征，追溯了中国文化中的巫史传统、意-象-言系统、道-圣-文系统、儒道精神系统等根脉内核，指出了中国文化对人类生命涵养、安身立命的意义，对中国文化表达了充分的自信，也表达了对中西方文化交汇和人类文化前途的关切。一般来说，建立根系学术，对宇宙人生追根溯源，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时空中远寻哲学文化的原始根源，西方所谓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可为代表；一种是当下直觉宇宙人生，穿透身心世界迷雾，获证大彻大悟的“实相”，中国心性学问尤其禅宗的参禅可为代表。先生的著作对这两种方式都做了运用。
　　先生在著作中展现了强大的学理分析能力和深到的心性境界，在分析、比较、梳理中西方哲学文化过程中，娴熟地运用了西方发生学、谱系学等学术方法和中国诚意正心、反求诸己等心性功夫，学术眼光宏大悠远，学术思维细致入微，慧见卓识迭出，新人耳目。先生对中国师者文化的分析，令人缅怀古圣先贤的心法和文脉传承，以及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尊严。对西方造物文化、真善美一体结构、其数理-逻辑思维必导致最高学科通向哲学美学的见解，说清楚了西方学科构建的基底和顶层。对西方哲学文化的“理性疯狂（冒险）”的分析，可能会进一步动摇西方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根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由此想到理性疯狂的背后往往也藏着信仰的疯狂）。对在当今中国学界相当流行的海德格尔哲学的评析，认为其模仿中国生命（心性）哲学而不得真，“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学人不知其然而盲目推崇，葬送了几代年轻学者的学术生命，一针见血，很有启发性。对西方哲学的逻辑系统和中国文化的纲目系统，对中西方文学特征和生发机制的分析，一目了然。先生对康德哲学（例如感性-知性-理性系统）及其之于中西方哲学文化的沟通桥梁作用的分析，对康德哲学之于学科建构的意义和作用的分析，尤其精彩，很有说服力。
　　先生的这部著作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今学术界的许多“硬伤”问题。南宋学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习者想要端正地入门中西方哲学美学，需要好的入门著作的引导。正如先生早年杰作《审美中介论》成为学习者入门美学的极佳著作一样，《根系学术形态论》也是学习者入门中西方哲学的极佳著作。读读这本书，学有高标，居高临下，一眼就能看出时下流行的泡沫论文、泡沫学科、泡沫学术的问题所在。对观市面上大量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所谓“学术论文”，既无严谨的西方学术学理分析，更无真切的中国心性实践功夫，基本上是一些胡思乱想、胡乱拼凑的产物，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即使是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文章，也只是作者一些才情与意绪混杂的产物，华而不实，经不起学理推敲和心性验证，不算是真正的学术。先生认为许多所谓学者忙碌一生，只是在“不正之术”中炮制论文，除了得到虚名俗利，其身心得不到真实受用，于己于人于世无益。先生对康德哲学应用于学科建构作用的分析，也提示出不少时髦学科（例如文艺美学、小说美学、诗歌美学一类），其实是伪学科、假学科，是由于学者不懂学理、学理不清而虚妄编造出来的“学科”，是不懂思维、逻辑、哲学而乱用概念拼凑生造出来的“学科”。先生实际上指出了当今学术界的一些根本问题：当今不少学者其实学无根基，其言论文章看似“学术”，甚至新潮引人，但都是无根游谈，东拉西扯，全然不知来处去处，不但无益于学术，也无益于社会人心。事实也可以证明，当今学界每年制造出来的论文、课题、项目无数，花费国家社会资金无数，但学术风气、社会风气怎么样，大家心里也有数，这就说明这些学术（文化）的泡沫性很大，没有发挥应有的文化精神作用。先生的学术功力好，要求高，看问题看得中肯，对学术爱之深而言之切。他的这本晚年著作，确实可以起到正本清源、匡正学风的作用。
　　如果说这本著作有什么“遗憾”，我个人觉得有四点：一是选取的文化名人不够典型，有些文化名人我个人不太认可，他们可以代表“文人”文化，但很难代表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人民性强的一面。二是对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文化（例如红色文化）关注不够，对人类文化前途的前瞻尚有开拓空间。三是全书风格不够统一，大部分章节是中国文化心性特征明显，小部分（例如语言美学部分）是西方文化智思特征突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各部分成型时间不一样，时间（年龄）间隔近三十年。四是把美感落实在大脑等实体上，这当然是符合西方科学和实证主义的，但从中国心性文化的“灵性妙道”看，就过于落实了，缺乏道妙，不容易“引人入胜”，越过森罗万象，趋向形而上的灵妙境界。
　　以先生曲高和寡的高笔，估计这本书还会寂寞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的学术市场不见得需要这样“高冷”的著作。但我敢说，要想深入搞清楚中西方学术根脉和核心，要想登高望远看清楚中西方哲学文化形态和特征，不受时下学术界“文化乱说”的迷惑，先生这本书应该是必读书。从学习者训练学理、入门学术的角度看，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写作示范，无论是心性、内容还是学术选题、社会意义等方面，均可视为典型。（未完待续）（作者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