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火权
　　关于冼夫人故里，向来争议比较多。虽然已有定论，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而让一部分人不敢或不肯面对事实，以至一些比较重要的书籍或陈列展，或者相关新闻报道，在提到冼夫人时，一般这样表述，“冼夫人，是南北朝梁、陈及隋时高凉（今茂名一带）人”。这样模糊处理，表面可以平息各地争议，也是搁置争议的办法之一，相关部门这样做有其道理，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作为研究者，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应人云亦云，并且一定要找出充分的理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冼夫人故里何以是山兜？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已比较多，相当多的冼夫人研究者认为电城镇山兜丁村作为冼夫人故里，有历代地方史志为凭，有冼夫人墓及当地出土文物为证，有国家、省、市领导人讲话和市委、市政府文件为准。在这个论题之下，借鉴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有关“诸葛亮躬耕地”之争的教训，以及国家地理总志，省、府、县志的相关记载，再作一些补充论述。希望能让更多人理解和相信现茂名滨海新区电城镇山兜丁村是冼夫人故里！
　　一、故里之争既是地域名称的变化所致，也是人为的因素所影响
　　近段时间，偶然在网络上读到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争论“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这个争议在两地由来已久，各说各有理，就连中学教材《隆中对》的注释，因标示“古隆中，在今湖北襄阳”而引起南阳方面的不满；也曾因为发行《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邮票，两地大动干戈，以致邮电部将这枚邮票的首发式在两地同时举办。襄阳和南阳之争，各有各的说法，也各有证据，有文章分析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区域的变迁和地名的改变所形成。有一篇文章说，“双方各有观点也各有史料论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双方都没有错，他们说得都对。因为在遥远的三国时代，襄阳和南阳某种程度上就是同一个地方。”
　　回到冼夫人故里的问题，《隋书·列女传》在记述冼夫人籍贯时说，“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这个“高凉”是在今阳江、今高州或今电白？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有点象襄阳南阳争诸葛亮的躬耕地，主要是因为高凉郡、县的变化比较大，高凉郡（高州）的治所在唐初从今阳江迁到今高州地域；也由于明成化年间电白县治从今长坡旧城迁至今滨海新区的电城镇，而且当时的电白县和茂名县所辖区域有调整，因而留下了两地争议的空间。更主要的原因是，1959年因为在茂名县南部开发油页岩而建茂名市，把原来“茂名县”的“茂名”这个名称借来使用了，而原茂名县则改称“高州县”。如果不了解这一段地名变化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古高州与今高州之分，不了解古高州又有前高州与后高州之别，则很容易混淆不清。所以，冼夫人故里之争，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虽有相同之处，但跟襄阳南阳已有千多年的争议不同，本地有关冼夫人故里之争，时间则要短得多，或者只有百余年。这既是历史遗留问题，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影响所致。
　　二、从《大清一统志》和《高州府志》来考究，明确故里所在地为电城山兜
　　因对“高凉”的不同理解，结论便不相同。比如阳江市的一些研究者就抓住冯宝任高凉太守时的“高凉郡”在今阳江，因而说冼夫人是阳江人；高州一些学者也说，如果“把高凉硬作为郡名，则把冼夫人送给阳江了”。之前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不敢或不想说《隋书·谯国夫人》所写的“高凉”理解为“高凉郡”，甚至一度认为阳江作为冼夫人故里也有相当的依据，主要是《隋书·谯国夫人》中有这样一句话，“（冼夫人）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在冯宝管辖的高凉郡地域，有冼夫人亲族在那里，那自然是其故里，这似乎比较有道理。这方面的依据，确实也是有其理由，也值得继续探讨。近段时间，我阅读《大清一统志》有关冼夫人的记载和编者的议论，才解开这一疑团，并确信冼夫人故里在电城镇山兜而不是在阳江。
　　《大清一统志》是清朝官修的地理总志，因其权威性，成为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对了解历史地域的沿革变迁，人物籍贯认定等，都有其重大作用。据《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六·肇庆府”中的“列女谯国夫人”条，在记述冼夫人的功绩之后，有一段议论，“按：梁陈隋时高凉郡高凉县即今阳江县，夫人为高凉人，应载于肇庆。而旧志夫人墓庙皆在今高州府，盖《隋书》成于唐，唐高凉郡（作者注：唐时已把隋时的高凉郡改称高州，只是后来各代还把高州称高凉）治电白，在今茂名县境，史盖据唐高凉言。且梁置石龙县又在今化州，陈封夫人为石龙夫人，即此邑。则夫人属唐之高凉郡人无疑，故今兼载入高州府。”在同一书的“卷三百四十七·高州府”中，有相关冼夫人的记载。因此，可以说，清代的国家地理总志，确切地认定了冼夫人是高州府人。
　　历代《广东通志》和《高州府志》都有相关冼夫人故里的记载。如道光版《广东通志》在“卷二百二十三·古迹略八”中的“电白县”就载有“谯国夫人故里，在城北十里丁村，府志”。省志、府志这类的记载比较多，这里着重引述明万历《高州府志》为例来做说明。之前我曾认为，有关娘娘庙和冼夫人故里的认定，是始于嘉庆二十四年电白知县特克星阿在冼夫人墓树立墓碑之后，但实际上在明代的府志中，就有了相关的记载。在明万历版《高州府志》的“卷之二·祀典”中“电白县”条有“冼夫人庙，城北长乐街西巷中，又有山兜娘娘庙，即夫人所生之地”。这清楚地表明了冼夫人故里在当时电白县的山兜。
　　三、从《电白县志》和《茂名县志》及清代本地文人的记述，确定山兜作为冼夫人故里无可争议
　　查历代《电白县志》，对冼夫人故里都有相关的记载，这里选择两个版本来作说明。清康熙《电白县志》（强兆统纂修版）“卷六·秩祀志”记载，“山兜娘娘庙，即冼夫人庙，在丁村，乃夫人毓秀之地。乡人为土主而俎豆之，凡祷雨禳灾辄应。”在光绪版《电白县志》的“卷五·坛庙”记载，“山兜娘娘庙，在山兜乡丁村，即谯国夫人故里。道光五年重修。”其他版本的《电白县志》都有相关冼夫人故里在山兜丁村的记载。当年还没有“旅游经济之说”，争抢名人也还没有引起重视，但电白县在修地方志的时候，都记载有冼夫人在山兜乡丁村之说，因而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参照同年代的各种版本的《茂名县志》，有没有冼夫人为茂名县人的记载呢？我市冼夫人研究专家陈祖辉在专著《冼夫人问题考见》中“关于冼夫人故里问题”一章中就有专门论述，“查《茂名县志》（包括清至民国时期所修的共七部），不见有冼夫人是茂名县人的记载”，并指出，“地方志，是一方之信史，无所不包。特别是本县之名人，县志决不会不载。”今高州市的前身便是茂名县，从清代至民国的《茂名县志》都没有有关冼夫人是“茂名县人”的记载，说明有关冼夫人故里的争议时间还不太长。但从《茂名县志》的相关记载中，是否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呢？从清康熙到民国版的《茂名县志》，每一个版本都有相关冼夫人的记述，以及冼夫人庙、冼夫人墓等。我特别查阅了康熙版、嘉庆版和光绪版的《茂名县志》，其中关于冼夫人的记载还是比较多的，如康熙版《茂名县志》（清·钱以垲纂修）在“卷之三·人物”条中，把冼夫人列在“人物”之首，重点写冼夫人对国家、对地方的贡献，接着记载冼夫人的后辈冯盎和高力士。之后有一大段关于冼夫人、冯氏家族对岭南的功绩评论，“然统考其实，则皆诚敬夫人冼氏之力也。夫人茂产也，虽其时州县之建革者不一，而今则其地咸属于茂，传其绩者不系于茂志，将奚系焉？”同时也记载冼夫人墓的相关情况，“夫人之墓，虽传于电茂二境，未可确据。而封培之者，不能不有待激扬慕古之君子云。”
　　嘉庆版《茂名县志》在卷十二记载冼夫人事迹，内容上基本与《隋书》记载相同，在古迹中有“诚敬夫人墓”条，记载也与康熙版记载相同。这版县志，在“艺文”中，当时的知县秦沅详细记载了高州知府戴锡纶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带领六属官员参谒高州城冼太庙，题诗唱和，开启了近代以来冼夫人研究的新高潮，并把他们所题的十首吟咏冼夫人的诗刻录在冼太庙中殿东侧次间碑墙上，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光绪版《茂名县志》则重点记载了同治三年，广东巡抚郭嵩涛向朝廷请上冼夫人封号，同治帝赐予冼夫人“慈佑”，并下旨“并择冯宝嫡裔承充奉祀”。因而这块御赐的“慈佑”扁额便挂在了长坡旧城的冼庙中，这或者是后来开始有关冼夫人故里争议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吧。
　　然而，查阅历代的《茂名县志》，确实如前辈专家陈祖辉所述，“不见有冼夫人是茂名县人的记载”。清代茂名大塘人谭应祥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冼夫人研究专著《冼夫人全书》，也说冼夫人“生于丁村”。流行于清末民初南盛冼太庙（南盛在1959年前属于茂名县）的《冼太真经》，其中关于冼夫人的籍贯，也说“高凉是吾先守，丁村系我生身”。也认为“丁村”是冼夫人的故里。
　　通过引述上面的史志资料和简要分析，冼夫人故里在电城镇山兜丁村，是确切的，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在目前其他地方还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其是冼夫人故里的情况下，我们对内、对外的宣传，都应这样表述，“冼夫人，南北朝梁、陈及隋时高凉人，故里即现在茂名滨海新区电城镇山兜丁村。”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茂名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