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勇强
　　“大陈”，名叫陈学洪，身高约1.80米，方面大耳，魁梧奇伟，典型的北方汉子。因此，得了这个绰号，大家都称呼他“大陈”，他也十分乐意接受，还经常自称“大陈”。
　　那是1988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在吉林省农行干部培训学校举办首届记者培训班，每个省（区）派一名学员参加，“大陈”来自北京市农业银行。他是办公室的资料员，年轻又资深的通讯员，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不仅如此，他还是单位杂志的美术编辑，早在前往长春学习之前，我就多次欣赏过他的美术作品，尤其是插图更加了得。他的作品构思巧妙，笔法娴熟，线条流畅，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听说还引起了总行有关负责人的关注，有将他“上调”的意图。
　　“大陈”生在北京，长在北京。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市农业银行。天生我才必有用。入行不久，他的才能被组织发现，于是把他从基层调到机关，安排在办公室工作。
　　“大陈”不仅具有真才实学，而且学习勤奋，关心集体，团结同学，乐于助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因此，开学仅几天时间，我就和他交上了朋友。在学习期间，他经常向我了解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我一一向他作了介绍。课后，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写作，或者散步、打排球等，成了形影不离的“同学”。
　　开学约半个月时，一天晚上，我和几名同学打乒乓球，由于势均力敌，打得难分难解，结果汗流浃背。回到宿舍后，没有及时擦汗，便到窗口叹自然风。当时，已是初秋，晚上凉风习习，我觉得十分痛快。但是，当晚引起了重感冒，发冷发烧，浑身疼痛，动弹不得。后来，才知道这是“过堂风”，很容易引起重感冒。如果不及时医治，将会危及生命。当晚，我吃了感冒药，饮了大量开水，症状有所缓解。可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只好向老师请假。大陈知道后，课后（当时学习比较轻松，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来到我的床前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说，病得太重了，仅靠自己不行，必须立即看医生。
　　我们学习的干校在郊区，于是他扶着我搭上了前往长春市的公共汽车，到长春市人民医院诊治。到医院后，他去排队挂号，扶住我让医生诊断。然后，安顿我好我，他去排队取药。就这样一连七八天，一有空他就陪我，帮我取饭、打开水、煮中药端到我的床前，还和班主任联系，叫厨房师傅为我做病号饭。在我患感冒的那几天，他还专门借了两个铝桶，几次打热水背上我的宿舍（五楼），让我冲热水凉。所有这一切，使我感激不尽：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啊！
　　一连几天，我都不能上课，细心的“大陈”担心我落下功课，在上课时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音，然后拿给我听，以便跟上课程。在“大陈”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病情逐日好转，终于可以正常上课了。对此，我感激不尽，不断的表示感谢，他说，大家同学不要客气。
　　学习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有时书信来往，有时通电话，有时发信息，友谊不断加深，亲如兄弟，情同手足。1997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第三届农业博览会，与“大陈”联系上，他到我住的宾馆作客。久别重逢，格外高兴。我将特意从茂名带去的“南国人参”（圆肉）作为见面礼，他十分高兴，一再表示感谢。当时，他母亲患病住院花了一大笔钱，手头十分拮据。可是，他还是到商场购买了松子等土特产送给我，使我十分感动！
　　如今，我和大陈都光荣退休了，过上了闲赋的生活，共享天伦之乐。后来，我们还加了微信，联系方便多了。我们经常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特别是高兴的事情，互相分享，乐也融融。我在遥远的南国，遥祝兄弟般的同学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心想事成，活出真我的风采，潇洒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