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向东
　　本来,深眼梁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大拿，认为张大拿没读过几天书，肚子里无半点墨水，又贪得无厌，恶名在外。他常在背后对人说，如果在前清，张大拿这样胸无点墨的家伙一定坐不了区公署这把交椅。但一事归一事,在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知上，他和张大拿的观点十分接近，臭味相投，所以二人又很说得来。加上张大拿为亲友子弟读书的事没少找他帮忙，而他为亲友捐税、官司及兵役上的麻烦之事也时常联络张大拿。二人也就颇为投机，时不时在一起喝酒吃狗肉或者到瓦片巷妓馆和南康闸大烟馆去快活一下。
　　深眼梁收到朱也赤来茂南的风声，甚为紧张,多方打探,了解到朱也赤带来两个助手：一个是杨绍栋，字伯良※，茂南石浪乡锦堂村人，家里拥有大量田产，1921年去广东大学读书，期间结识朱也赤，追随朱也赤回高州搞共产，成为朱也赤回茂名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他25岁，高个子，方形脸，大眼睛，皮肤白皙，头脑灵活，做事干练，性格坚毅。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像一名军人。此时，他被任命为茂南农民运动特派员，茂南区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并负责国民党茂南区党务。另一个是刘竹虎，又名蜀虎，字文伦。23岁，茂南公馆书房岭村人，省立九中毕业，由朱也赤介绍在高南皋学舍参加共产党，时任茂南区农民协会筹委会副主任。
　　深眼梁记得那年“五四”，就是首先在学生中闹腾起来的。在京城他们可是连赵家楼都敢烧的，这可了得！共产党成立后，往往也是走这个套路。他早就听说在许多地方的共产党都是这样干的。茂南就这一间中学，朱也赤来茂南，不到南中来搞事才怪！他很担心自己经营了七八年的盘子被朱也赤掀翻了。为此，他必须和张大拿结盟，借力抵制朱也赤。他相信张大拿会帮自己的。这天晚上，深眼梁让学校听差（校役）朱旭芬打着灯笼，陪着他走牛车街石板路去区公署官邸找到张大拿，商议拒朱防赤大计。
　　这牛车街是明清年间形成的。粤西地区少马而多牛，常用牛车载人和载物。官员和富人出行除了坐轿外就是乘牛车了。牛车上设一车厢或凉棚，坐起来又比轿子宽敞舒服许多，因此官府多设在能够通行牛车的街道。牛车街由圩头官道一直通到圩尾出去俗称大埠口的白沙河码头。现时公馆大埠口村由此得名。在主要依靠牛车和手推独轮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年代，此街既是官道也是公馆圩的交通运输要道。直至上世纪五十年初都是如此。
　　牛车街宽约三米，中间拱起很高，两边有两条岁月碾压出来的很深的车辙，典型的鸡胸型路面。这道通行牛车挺便捷，行人走路就不那么顺畅了。平时很少走路的深眼梁走起这样的路来就别提多吃力了。他由朱旭芬打灯引路走到这里，再爬上设在三楼的张区办公室，已是气喘吁吁。
　　“除了喝酒消遣，梁校长你从来都不会晚上来找我的。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过来，到底是为了何事？”张大拿问。
　　“还能有什么事，不是听说朱也赤要来茂南吗？！”
　　“这可真是一件大事！我原本打算下午去学校找你聊一下的。见你遣人过来约我要晚上过来见面聊事，我就没过去，专等你晚上过来。”
　　“朱也赤这一下来，茂南这边可能会有麻烦了！”
　　“确实会有问题。”张大拿说：“自光绪末年至宣统，特别是大清倒台以来，天下就没有消停过。这茂名更是如此。一会闹会党，一会闹革命党，一会海南或广西的军队打过来打过去，一会是粤军横扫过来，收复地盘，弄得人心惶惶。我们茂南还好，离县城远些，山高皇帝远，很少有什么风能刮得过来。除了民国10年广西军队在石鼓圩打了两天，我们茂南地带基本上就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民国8年，京城和省城学生都闹哄哄，高州的学生也上街搞事，茂南却十分平静。这主要是得益于远离高州城这个是非之地。革命军收复南路后情况也是如此。但这次不同了，朱也赤来了！茂名人在省城做省长、厅长的一大把。省长就曾发话，只要有省立第九中学（1933年改称高州中学，下同）毕业文凭的，都可以找他在省里安排一份公差。朱也赤在省立第九中学做过学生会长，是出了名‘读爆书胆’”的学生，他去广州读到大学毕业，不在省里谋个正儿八经的官位，却被共产学说洗了脑，把名字从‘朝柱’改为‘也赤’，热衷于搞什么“国民革命”。现在县里他既是国民党统领，又是共产党头目，还是共党南路的要人，是搞赤化的死硬分子。没几个月，就在高州成立了一大堆的赤色组织，把县城弄得个鸡飞狗跳。他来茂南，能让我们睡好觉吗？”
　　深眼梁张大嘴巴，呆呆的听着，像是在发愣。当然，张大拿说这些东西，并非要询问梁深远的意见，只是就事论事，分析一下时局。见梁深远不吱声，他又说：“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商议一下，看看如何对付他。不然就有大麻烦的。”

（待续）
　　※杨绍栋，字伯良（1901—1928）广东茂名县石浪乡锦堂村人。1922年就读于广东大学。1926年1月由朱也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茂名农协特派员和茂南农协筹委会主任和国民党茂南区党务负责人。1927年1月任中共电白县支部书记。同年4月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