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
　　杨义兄离开我们20多天了，心中悲痛，竟久久写不出怀念文字。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5月19日，他的夫人张环女士在微信中告诉我：“杨义最近身体不好，住院三个多月。”我知道他多年来积劳成疾，但没想到此时他已是病重。6月7日读到《中华读书报》上《杨义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文，我转发给张环，她也回应致谢。
　　杨义兄是6月15日夜间走的。得知消息时，我因受邀前往广西钦州参加活动，正在广州往钦州的动车上，只能致信张环表示哀痛与慰问，乃到后来也未能参加告别会，十分可惜。
　　杨义是我的同学，这是真的。这两句话是我在2007年一篇文章写的。之所以要有后一句，是免得被人误为硬贴名人沾光。几乎所有人都称他为老师，他也足够当我的老师，事实上也多次对我有过指导。不过，他的确是我的同学。
　　我在1957年进入电白一中，他迟两年。从初中到高中，我们有4年时间同在学校，来往很多。他喜欢下象棋，那时就见惯了。我于1963年到复旦读中文，他在1965年到人大读新闻。后来我以报纸编辑为职业，他在文学研究上硕果累累，此为后话。
　　60多年来，我们先后以书信、短信、微信保持联系，但见面却屈指可数。
　　在大学读书时，1967年我到了北京，同北京大学的师兄杨伟仪去找杨义，可惜未能见到。
　　见面时已是80年代后期，我从海口到北京开会，到了他家中。当时送了我他的成名作《中国现代文学史》。
　　又到2007年11月，我已退休，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纪念中国散文诗诞生90周年庆典，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看望他。当时他还当着所长，未退休。他得知我被评为“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作家”（十佳），十分高兴。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一起到饭堂吃饭。我们用家乡方言黎话交谈，谈故乡，谈文学与世界，兴致很高。
　　我问他，几十年没有人跟他讲黎话，为何还能讲得那么流利？他笑了一笑说，要是现在跟我讲广州话，我真的一下子讲不来，要到了广州，在那么一种语境中，我的广州话才能讲得流畅。但黎话不同，这是我们的母语啊，从小就讲，即使几十年不讲，也不会忘记的。
　　我也笑了：是那么回事。
　　我们在他办公室拍了两张合影，一张坐着，一张站着。他送我出到社科院门外，才依依惜别。
　　再次见面已是2014年11月。当时他应邀在澳门大学当讲座教授，我也迁居到了珠海。正逢电白一中百年校庆，母校派了车来接我们。那天上午，我与母校来的人来到珠海拱北口岸门口等待，迎候杨义兄与夫人从澳门过来。后来我们就驱车400公里，在车上作了4小时的长谈。
　　我知道他的研究与成就从小说到诗歌，从现代到远古，贯穿古今，汇通中西，十分羡慕与敬佩。他却深感时间不够用，为此一直埋头做学问，真的是废寝忘食，日夜兼程。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只能请他多多保重。
　　我记起多年前，他曾对我的散文诗创作，给过许多指点。还寄给我一篇他写登泰山的散文，供我参考。我因此从景与情、叙述描写与抒情议论上得到不小启发。我提到，2015年是我的散文诗创作50周年，正在编一本《蔡旭散文诗五十年选》，拟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想请他写一篇序文。他说，到时再说吧。到了2015年，知道他实在太忙，我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又留下了一个遗憾。
　　在母校百年大庆的会场内外，我们又留下了两张合影。著名诗人与评论家、澳大利亚籍庄伟杰教授在微信群见到了，对我说：“你的母校真伟大。”我明白，这是对母校有杨义而说的。作为同学，我也为杨义与电白一中感到自豪。
　　因为杨义与我是中学同学，曾有人把我们一起提及，我连忙解释：杨义是五星级酒店，我只是大排档。是的，我们虽是同学，但他是我的老师一级。
　　今年2月，由电白一中当年的老师谭文炘与同学李创国编著，由杨义作了长篇大序的《电白黎语辞典》出版，在电白举办了首发式。我应邀回去出席，杨义未能回去。我把首发式的盛况，用微信转发给他，也许此时他已住院了。
　　近些年他在澳门大学，我在珠海。澳门大学博士、诗人荒林是他的学生，我们常在珠海的文学活动中见面，听她讲杨义老师的故事与近况，转达我的问候。澳门与珠海几近“同城”，我们声息常通，却未能见面，我真后悔呀。
　　杨义的辞世，中国文学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师，我也失去了一位60多年的老友，一位可亲的同学与可敬的老师。再也不能用我们家乡的黎话，来畅谈故乡、文学与世界了。我只能把他的音容笑貌，永远记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