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梅
　　总也忘不了，那个夜晚的歌舞，那是我生命里最早接触的文艺；总也忘不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它成了母亲心中久久难以排解的懊悔与愧疚……
　　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仲夏之夜，夜幕刚刚降临，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便沸腾起来。“大队文艺宣传队来我们村演出了！”村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地赶往村头。
　　“妈妈，我要去看演出，人家早就去了！”
　　“妈妈，我也想去！”
　　七岁的我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床前跺着脚说。
　　“你们不要吵，等弟弟睡着了我就带你们去。”妈妈轻声说。
　　终于，妈妈捧上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轻悄悄地锁上家门，带着心急火燎的我和妹妹去看演出了！
　　演出在村头一个宽阔处进行，离我家有两三百米远，一户人家房屋背面洁白的墙壁是“舞台背景”，墙壁的一侧垂下两米宽的一面绿色布幕，那面白墙壁的上方吊两盏汽灯（一种用煤油的大灯，点亮前要加大气压）。这些便是整个“舞台设备”了。村民们在白墙壁与那面绿色布幕前围成个大半圆，小孩们在前，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矮板凳上；大人们在小孩子的后面，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站着。我们娘儿仨走得急，顾不上带凳子，妈妈让我带着妹妹钻到里面，再递给我们两截砖头当凳坐，她则站在外面。
　　我和妹妹终于坐稳了，只见“舞台”上正在进行歌舞表演，一群大姐姐脸上都化了妆，红红的，穿着白色的短袖衫、天蓝色裙子，双手拿着两朵用红布系成的大花，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我只听懂一句：“我们从小爱祖国，爱祖国……”
　　歌舞结束，演员们退到白墙壁一侧那面绿色的布幕后面。这时我才注意到，那布幕的前面坐着几个不是我们村的人，其中一个剪平头的中年男人正在把玩一把样子有点像蒲扇的琴，他旁边那个额上绑着条红布的青年男子是我们大队学校里的老师，他也趁这节目的间隙调试着手中的二胡。另外两个陌生人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红色小鼓，一副小小的铙，一支横箫。
　　我正好奇地看着这些的时候，一个大姑娘从布幕后面走到白墙壁前，对大家说：“乡亲们，请看下一个舞蹈。”说着，她右手掌靠在嘴巴旁，左用向前摊，唱开了：“哎！社员们呀，社员们呀，人民公社，好社员……”六个大姑娘成一个纵队快步从布幕后面走向前来，随着歌唱的节拍，做出播种、插秧等动作。
　　这个节目结束后，刚才唱歌的那位大姑娘又出来报幕了，只说三个字：“高中生！”
　　随后，一个梳着两根短辫的大姑娘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出来绕“舞台”走一圈后放下，从箩筐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语文”两个字的书，站着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双手把书捂在胸前，右腿向前迈一步，踮起左脚，双眼朝远处看，仿佛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正为她不出声而感到纳闷的时候，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看见妈妈在外面一个劲地催我出去。
　　看到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从里面出来，妈妈递给妹妹一个她刚买的香喷喷的“禾线籺”（一种油炸小吃）说：“快，要回家了，弟弟醒来会哭的。”
　　妈妈一手捧着煤油灯，一手拉着妹妹，走得很快，我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紧跟着。离家还有十多米远，我们就听到弟弟的哭声。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在我们家一侧那条坑坑洼洼的巷子小跑起来，一边朝屋里安慰着弟弟。
　　我们终于开了门进到房间里。妈妈把煤油灯朝我一塞便扑向床，却没抱出弟弟，转身从我手里抢过灯往床里照，惊讶地说：“哎？弟弟呢？”看着空空的床，听到屋里静悄悄的，我也感到很惊奇甚至有点儿害怕。妈妈赶紧蹲下来往床底下照，我和妹妹也蹲下去往里看，只见五个月大的弟弟在床底下的地面上匍匐着，正惊愕地瞪着含着泪水的眼睛往外瞧，那双胖乎乎的小手沾满了黑泥。妈妈连忙爬进去把弟弟抱出来，回到妈妈怀抱里的弟弟这才又哭起来，很委屈很委屈地哭。“要不是背弟弟去趁圩（赶集）走了一天，我一定会背着弟弟去看演出的……”妈妈一边安抚着弟弟，一边哽咽地说，泪水静静地从她的眼角滑下。
　　自从大队文艺宣传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村里演出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小伙伴们谈论的话题和所做的游戏，都离不开“歌舞”，心里总期待着又一次的娱乐盛宴。
　　八十年代后期，妈妈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到爸爸工作的单位住，每当在电视里看到精彩的节目，妈妈都会叹惜：“你们小时候，农村的娱乐太少了，要不，那个夜晚……”弟弟长大后知道了那个夜晚的事，便安慰妈妈：“小孩儿摔个跟头没什么，您看我现在长得多结实！”
　　去年暑假，我们娘儿仨又说起那个难忘的夜晚，妈妈仍很感慨：“唉，那一夜，我后怕后悔，眼都没合过……如今，我们那个山村的生活很好了，别说电视、音响、手机、电脑，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了。村里还建了篮球场、图书阅览室……村民们的娱乐丰富了，城乡的距离越来越小，党的政策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