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教
　　3月11日傍晚，闻得勋超老师离世。惊悚之余，眼前不禁涌现诸多往事。
　　我和勋超老师相识于45年前。1978年冬，湛江地区文代会即将召开，领导派我携带一包钢笔前往高州，让雕刻匠在钢笔笔身上刻字，发给与会代表作留念。领导已跟高州方面联系好了，接头人是高州文化馆陈勋超。陈勋超，虽知其名，但未曾谋面。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单独出差执行任务，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便给勋超老师拨通电话，说我坐几点几分的班车到高州。对方爽朗应答，说他将在车站等候。
　　车到站，迈出车门，环视周边，见正前方五六米处，有位中年男子也在注视着落车的乘客，当四目相视时，心里已明白几分。瞬间，对方上前几步，说“余教同志吧？”我忙上前握手：“你好！勋超同志。”那年月，社会上兴称呼“同志”，认为它是最崇高的称号。这就是两位“同志”的第一次握手。勋超老师推着一辆半新旧26寸自行车，与我并肩步出车站。我打量着身边的他，清瘦的身躯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灰白色衬衫，外头罩件蓝色外套，没扣衣钮，衣摆在凉风中飘着；脸上充满和善亲切，说话细声细气。他说，在《湛江文艺》读过我的小说，也知悉我因文艺创作出成果，被选送上省学习的事，称我是青年作者中的佼佼者。我说，我的作品显得幼嫩，都是依样斗（造）犁，没有新意，比不得你的作品老到、深邃。又说，毕业前夕，我在《作品》编辑部看到你的投稿，便记下了“高州县文化馆陈勋超”的大名；回到地区文艺创作室工作，也读过你的小品、故事，好嘢！这番相互吹捧之后，便迅速熟络起来，顿生一见如故之感。入得城后，勋超老师熟人熟路找到雕刻匠，帮我顺利完成了任务。
　　后来由于行政区域的调整，茂名市从湛江地区分离设市，我分调至茂名市文化局，负责戏剧研究室工作。自此直至1992年调离茂名。期间因工作关系，我与勋超老师有更多密切接触。当时，他任市文联属下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高州文化馆负责人；我任市局戏研室负责人。彼时，由市文化局、市文联、市群艺馆三家组成戏剧创作辅导小组，勋超老师是其中重要组织者和辅导老师，市里召开的创作、辅导活动，每次都有其身影，并且都出佳品；尤其令人崇敬的是，他对艺术创作的执著、精益求精的品格。
　　这些年，他跟同行每次相遇，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甚至路边散步、会议间隙，都跟你搭“戏桥”，讲戏剧故事，把戏剧人物的背景、人物关系及其思维行为逻辑讲得头头是道，听到他的娓娓道来，如入剧情其中，得益匪浅。他呕心沥血创作的《船到江心》《九叔做寿》等精品，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他塑造的忠厚诚实、机灵智慧的“九叔”形象深入人心，作者本人亦因此被文艺界朋友称为“九叔”。他贡献了诸多智慧的茂名市重点创作剧目《香女河》《陈鉴三戏祝知州》《棉茄冤》都源于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先后由专业剧团排演，登上广东省艺术节舞台，并获奖；并以茂名市戏剧专辑在《南粤剧作》结集出版。同时，他扶掖后学、甘当人梯的精神，更是可圈可点，成绩斐然。我初到茂名戏研室，是个刚涉足戏剧界的新生。因我原本学文学创作，后阴差阳错入错行，曾自嘲“误入戏门”。这时的勋超老师已是戏剧界的名人，但他在我面前非常谦虚和气，提举我当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并教我戏曲写作，教我二黄、滚花、平仄格律；鼓励我进行戏剧创作。
　　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创作了五幕轻歌剧《果场里的喜姑娘》。该作品后来刊登于《南粤剧作》，并被省戏剧家协会选送参加在厦门举办的全国歌剧创作研讨会。多年之后我调到江门市工作，长时间兼任江门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跟省文艺界的戏剧专家有不少接触，倾谈间，每每谈及茂名市在全省作品评选中成绩不俗，他们都认为与勋超老师的作为密不可分。
　　到了江门工作之后，每次回乡路过茂名，我都会约请勋超老师等老友出来相聚。至2012年春，我即将启程赴国外定居，特地回趟茂名，与勋超老师等老友相聚。
　　最后一次与勋超老师联系，是2020年3月尾，我再次回到茂名，下榻后便给勋超老师电话，他听闻我说要上门探望，连声说深表谢意，但现时不便见面。我追问原因，他才说出原委：他的夫人中风住院，他需买菜、做饭、送餐。我接着说，那我就在医院门口等你，一齐去探病，好吗？他断然拒绝，说现时疫情严重，医院严控，你绝对不能到医院的，千万千万不要来。如此说道，只好作罢。然而，万万意料不到，这竟是我与勋超老师的最后通话。我返加拿大之后的三年里，每逢佳节均向勋超老师发送微信问候，而他对面临的窘境、自身的病痛折磨，只字不提。现时想来，他在最需要关怀、慰问的岁月里，作为40多年学生的自己，没能给他送上只言片语，顿觉痛彻心扉。
　　呜呼哀哉！勋超老师，你离我而去，自此阴阳两隔，回到茂名，再也找不到你茶聚。然而，你的音容笑貌仍在；你的高尚情操和品格，永远是学生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