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文
　　我是在部队服役时加入党组织的，屈指数来，已有44年党龄了。我当初入党十分不易，与其他战友入党相比较，难度要大，曲折更多，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74年冬季，我走进军营。当时我国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没有大学生报名参军，战士最高学历为高中，初中或小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参军服役的也有。我高中毕业入伍，成为我部唯一高中生学历战士。
　　参军入伍之后，我把军营当家园，视首长为父母，视战友为兄弟，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积极主动地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保留着当兵之前爱好“爬格子”的习惯，发挥自己文字方面的特长，白天小笔记本不离身，记录下官兵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晚上挑灯夜战，写成文章，或消息或故事，向报社投稿。一篇篇鲜活的反映部队官兵生活报道见诸于驻地《韶关日报》和广州军区主办的《战士报》。除此之外，我还包揽下了我们部队机关和连队的两个宣传专栏和一个新闻橱窗的刊出工作任务，部队这3块宣传文化阵地，由我1人经营着，从写稿、组稿到编辑，全是我一人干。同时，我还承担着部队大的政治学习教育活动辅助材料编写，以及学习讨论活动的记录、整理、汇报等工作任务，我乐此不疲，从没半句怨言。
　　久而久之，我被部队官兵叫做为“文化兵”，军营“小秀才”。然而想不到，因为官兵对我这样的称呼，使我的入党时间比同一批入伍战友的入党时间推迟了整整2年多。
　　1976年初春，已在部队服役1年多，自认为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可是，递出入党申请书不久的一天晚上，负责培养介绍我入党干事黄达郡和会计陈德2人找我谈心，并告知党支部曾讨论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总的认为我的工作表现蛮好，只是“知识分子的味道浓了点，有点书生气，摆小架子”，因而组织考虑对我世界观的改造要刻苦一些，考验的时间要长一些，入党问题暂缓一缓，叮嘱我要想得通，要正确理解和对待。
　　听完介绍我入党2位党员的这一番话，我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是一回到宿舍，一时间眼睛的泪水哗啦啦地掉了下来，觉得挺委屈的。我想，凭心而论，入伍以来，自己无论是学习工作或训练，样样不比别的战友差，而别的战友可以入党，我为啥就不能？还要考验到何时？不过，我很快就镇静想通了，组织上要暂缓我入党，看似不是好事，但未必是坏事；入党的快慢，不等于进步的快慢，人家先入了党，不等于人家什么都好，自己没有入党，也不等于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差。
　　想通了，打那以后，我注意克服改掉学生腔，去掉书生气，平时多与官兵们接触打成一片，生活上朴素一些，工作上扎实一些，更积极更主动一些。由于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不闹思想情绪，不背思想包袱，轻松上阵，比过去焕发出了更大的工作热忱，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训练和工作中去，做出比较优异的成绩，以至于连年获得部队嘉奖或被树为标兵，得到了党组织和领导以及同志们的肯定。之后，我的入党问题水到渠成，2年后的1978年4月，在我当兵4年多之后，党组织终于批准了我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成了在同一批入伍的战友当中，是最后一个入党的；不过后来我也成了同一批入伍的战友当中唯一的一个提拔为军官留在部队工作的。入党梦圆，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于溢表。
　　时间一晃就是40多年，当年介绍我入党的会计陈德转业进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干事黄达郡转业至广西区委组织部任职，遗憾的是我政治生命中的这2位贵人，均已先后作古去了天国。如今我也算是一位老党员了，也曾先后担任过党小组长、支部委员、支部书记、部队团级单位的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等党内职务，无论是在部队服役，还是在地方工作，也曾先后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一直以来，我也做着培养新党员的工作，也作过无数次战友或同事们的入党介绍人，每次我也像过去老党员要求我那样，严格地要求着我培养的新对象，期望他们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求他们在思想上能够做到真正入党。如今，我对当年组织推迟我入党的那段经历，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无限感激，令我受益匪浅和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