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巨泰
　　多少年过去了，梁副校长的眼神依然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像电影一样闪现回放，令我万千往事萦怀。
　　事情缘于挑担，更准确地说是挑粪。1962年9月，我从榭村小学考入高州县第二初级中学读初中，那时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强调劳动，班设劳动委员。二中在城东郊办了个农场，每班都分有菜地，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管理。挑水淋菜、挑粪施肥、摘菜收菜等均由学生完成。我来自农村，从小放牛砍柴割草，7岁入学后，是边读书边劳动走过来的。我家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物质条件差，所以个子也小。那时同级的学生相差几岁的都有，我在班中年纪和个子都是最小的，到农场种菜，我最感吃力的是挑粪。
　　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那时种菜从没用过化肥，施肥都是用人屎尿。从二中挑一担粪到农场有3公里。每次我从二中挑一担粪出校门，穿常平街，沿中山路，过东门走小路来到文笔岭西面山脚下坡耀村北边一棵大黄榄树下都要放下担子休息。
　　此树罩地一亩，如伞如盖，是棵地标性的大树，从二中到此约全程的三分之二，此到农场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每次挑粪到此要休息便成了例行公事。我有个亲戚家在农场附近农村，他进城来回也走这条路，那时小小年纪的我最盼望的就是在路上能遇到他或其他熟人能帮我挑一程，但这样的好事一直没有遇到过。
　　1965年秋，我从二中考入了高州中学读高中，两校是一墙之隔的毗邻，我的教室宿舍只向南前移了几十米。两校的农场也相毗邻，同走一条路，先到高州中学农场再到二中农场。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长大，挑一担粪不再像从前那么吃力了，来到黄榄树下不用放下担子歇息咬咬牙也能坚持走到农场。
　　3年高中按正常我该1968年毕业，时间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高中一年级刚读完，受到冲击的学校停课了，没有毕业证书，没有师生同窗的热情话别和预祝未来，学生各自回家了，我回到了农村生产队劳动挣工分。
　　一天我到县城，回程时两手空空，经过那棵熟悉的黄榄树时，却见到一个人正站在黄榄树下，面前放着一担大粪，原来是高州中学副校长。他身材矮小，体重不足百斤，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我吃了一惊，学生大多都离校了，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也过去了，怎么还有造反派在学校强制他们劳动呢！只见他望了望我，梁副校长没上过我的课，但高州中学的校园就长宽两三百米那么一点地方，出出进进次数多了就面熟了，从眼神表情看，他知道我是本校的学生。我是个农村人，并不嫌弃大粪臭而避而远之，此时此刻，我多么想为他挑一程呀，但心里充满了矛盾，担心被人遇见后上纲上线说事，从而未能做到。
　　1969年1月我当兵入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我问过高州中学1966届的师兄，我邻村柯渭纯同学，他说梁副校长是教政治的，人不错，上过他的课。时代发展了，历史还他清白。梁副校长的眼神一直长时间铭刻在我心里，那次我若能帮他挑一程，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安慰呀，但在那个非常的时期，我没能做到，心里一直充满了后悔内疚和深刻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