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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高山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天底下的母亲都是最伟大的。而我的母亲,更是留给我高耸入云的印象!
粤西山村的女弃婴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党军阀横征暴敛,原本自然环境恶劣,严重干旱缺水的茂南一带,更是民不聊生。一个被遗弃的女婴,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放置在一黄姓农户屋檐下。这三口之家除了租种地主一些山田薄地外,平常还捉蛇卖蛇药,帮补生计。家里有个四岁多还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一天,黄老蛇医一早出门,看到自家屋檐下有个奄奄一息的女弃婴,于心不忍。忙抱入室内交给老婆。老婆叹口气说:“咱家仨都吃不饱,再添一个能养活吗?!”边说泪水汩汩流下……
老蛇医忙安慰老伴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行善积德,说不定我家哑巴仔添个妹妹,今后很快会讲话呢!自捡养弃女婴后,老俩口视同己出。蛇医嫂嫂每天抱着要吸奶水的弃婴,朝着本村坐月哺乳的邻居家跑,获悉邻村有坐月妇女,又顾不上山路崎岖,登门乞舍一口奶水。对奶水特别多的坐月子妇女,蛇医嫂还特意带上个小口盅,求人挤出一点奶水带回家去。家里磨了粘米粉,加奶煮成糊糊,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妹妹,苦命的弃婴,终于逃脱死神的追捕!直到她一岁多了,哑巴哥哥就抱着弃婴妹妹全屋玩;妹妹会爬会走了,哑巴哥哥就爬在地上,让妹妹当马骑。苦难岁月里,兄妹情谊深!
哑巴哥三度拒娶弃婴妹成佳话
自捡养弃婴妹几年后,哑巴仔仍然不会说话。只是精、气、神都不一样,整个人灵醒多了。一日,蛇嫂忽然对老公说:我家的哑巴仔,今后怕是娶不到老婆了。不如将来就让他与弃婴妹圆房,结成天妻,生儿育女吧!黄老蛇医也很赞同,认为这是一段天赐良缘!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转眼过了十五载。弃婴妹长成一位体态健美,身高1.65米的乡村靓女。驶牛耙田,插秧收割是把好手;针线女红、缝缝补补样样精通。而哑巴仔也胸肌丰满,露出络腮胡子,成个乡村男子汉!因随父学习空手捕蛇,曾多次被毒蛇咬伤,幸大难不死,终于练成绝技,对“饭铲头”“金包铁”“银包铁”等极毒蛇手到擒来。同时继承父亲研制蛇丸的衣钵,所制作的山草药蛇丸,更有疗效,挽救了不少村民的性命!
这一年村里的年例即将来临,黄老蛇医夫妻商定,给哑巴儿和弃婴妹圆房办喜事。老蛇医到圩市买回了一幅红底金字的囍图,张贴在腾出来的洞房正中,同时请来村里最出名的媒婆大姐,为新人说合。弃婴妹一听,立即脸泛红云,含笑点头应允。哑巴哥哥,却伸出长长舌头,使劲摇晃双手,同时猛跺双脚,咕咕叫声表示反对!当晚,他匆匆啃了个鸡腿,趁天还没断黑,哑巴“新郎哥”就悄然失踪,一个通宵不归家……
这样的“婚礼”,不到一年间就在黄老蛇医家中,重复上演了三次!媒婆大姐羞愧成怒,从此不肯登门……
此后,哑巴仔三拒与弃婴妹圆房成亲的故事,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可谓家喻户晓。有好事者添油加醋,一直扩散到各县城、州府……坊间大多数人认为哑巴仔是不食鱼的猫,傻透了!但也有比较有分析能力者赞哑巴仔心地善良,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毒蛇咬死,不愿弃婴妹为自己守寡……
机缘巧合,弃婴妹嫁与名医为妾,抗疫抗日真帼英
岁月匆匆,又是五个春秋。弃婴妹妹年已25岁,按农村标准,她己算是嫁不出去的老女。黄老蛇医夫妻很是心烦!
忽一日,从府城来了一位师爷模样的先生。此先生给弃婴妹看相,推算好生辰八字,又到邻居家问问大家对此女的看法。之后与黄老蛇医倾谈起来。言道省城卫生厅有个大学毕业的西医技师,是粤西人氏,想娶弃婴妹为妾,问黄家可否答应?黄老蛇医一再问清此西医的家庭底细,为人品格之后表示赞成。
家父高文武,毕业于省城光华医学院本科,毕业后被民国省卫生厅录用为医疗技师,由于踏实能干,几年后又受命为广东省第三防疫队队长,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授衔少校。高州新垌老家有一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小脚原配邓氏。由于赴粤西疫情险恶之地,身边需要有个妾侍照顾生活。父亲率队出发前,就约定弃婴妹妹追随,而托哑巴哥哥以大舅身份伴随送嫁到廉江县。哑巴舅舅一路小心照顾,直至见到妹夫,才受礼而归。
家父高大英俊,见到弃婴妹妹十分疼惜,给她起名字为黄帼英,教她读书认字,学习英文。考虑到防疫队人员不够,又教她医疗知识,打针输液。帼英出身贫寒目不识丁,但聪敏过人,一学就会……给患者静脉注射,一针到位。经过在安铺防疫三年磨练,她成长为防疫大队的骨干护理员。每当同事尊称她为队长夫人,她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个妾侍,请大家多多指教!安铺疫情迅速消退后,家父受联合国红十字会通令嘉奖,1938年春,国军晋升其为中校军医主任医师,并调任廉江第一平民医院院长。廉江当年是共产党抗日游击队活跃的老区,一些伤口发炎的游击队员会送到此医院就医抢救,己占据广州湾(湛江)的日寇及伪军会常常突然入院搜查,院长太太帼英就出面担保,称游击战士是亲兄长,“良民大大的”。
抗战胜利后,母亲黄帼英随夫携儿女返乡,在茂名县城设门诊开业。时兴西医,家父医术高超,母亲态度亲民,护理周到,一时门庭若市。爱党爱国目光长远,勉励丈夫相信共产党。全国解放前夕,家父在香港玛丽医院任董事局主席的老同学,发函邀请父亲到该院任职,我母亲力劝父亲要相信拥护共产党、毛主席,并未前往。茂名县解放后,由于土改工作繁忙,干部力量不足,没有很好贯彻毛泽东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把父亲这个中校军医主任医师,当作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批斗,从而没有患者上门就诊,家中一度生活费用无着。母亲每天起早摸黑,过渡鉴江,到二十里路外的荒山野岭割山草、挖木头,一担满满一百多斤挑回家中,顾不上汗流浃背,晒干了就挑去市场卖……后来,又向邻居一户做松糕籺的小贩学习,做起了番薯面包的小生意,支撑起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家父获得县政府卫生局“茂名县医字第一号”的开业牌照,患者纷纷登门就医。不久后,县人民医院院长出面邀请家父到该院任留医部主任,月薪125元,比当时的县委书记还高5元。
1956年夏,母亲才五十八岁,就因劳累过度,不幸急病去世,给当年仅11岁的我留下无穷无尽的思念。已登天国的妈妈,受人敬重的“妾侍”妈妈,您爱党爱国精神永在百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