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我和其他5位同志被市委组织部选派担任市委第27期信访督查专员。经过半年的学习锻炼，我深深体会到“为政之道在于安民”。信访工作是反映民情民意和基层社会治理状况的晴雨表。群众来信来访，就是有话想说、有事要办、有难求助，表达的虽然是自身利益诉求，但体现的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信访维稳工作持续平稳向好，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弱项，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和群体信访问题频发、多发，个别人长期缠访、闹访、越级访、到省进京访时有发生。基层是产生信访问题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主体。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复杂，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做好新时代信访维稳工作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
　　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但社会领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尤其是社会治理尚未形成良性格局。这一领域的滞后制约着经济和政治建设，进而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一是基层社会矛盾呈多发态势，矛盾复杂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污染、劳资纠纷、问题楼盘、涉众金融、涉法涉诉等问题不断增多，这些矛盾和纠纷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往往比较复杂，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化解，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
　　二是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在很多群众眼里，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去信访比走司法程序更快、更有效、更省钱。与其找律师打官司，不如找政府上访。在上访过程当中，为了引起社会关注，有的还会选择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有的还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存在“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认识误区。
　　三是一些地方政府重维稳、轻维权，重稳控、轻化解。近些年来，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这是一种典型的“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这种花钱买“稳定”的做法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非常之举”，甚至偏离了信访制度设立的初衷。
　　四是政府服务能力滞后，难以满足群众新要求。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重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更加强烈。不少基层社会治理机构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佳、方式落后等问题。
　　五是治理方式创新不足，治理机制尚不健全。一些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把治理当管理，缺乏服务意识和理念。社会治理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问题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划分模糊，很容易造成个别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存在群众诉求“多中心”受理情况，不同诉求需要跑不同部门，诉求内容复杂的，往往需要多地跑、反复跑；此外常常存在矛盾纠纷调解“单兵作战”情况，矛盾纠纷调解涉及的部门大多各自为战，形不成合力。
　　二、大力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当前，市委提出要加快建立市县镇村四级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着力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因而我们要以此为抓手，着力抓基层、打基础，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一是努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近年来，我市一些地方在乡村治理建设中，强化党建引领，建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完善村务议事制度和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动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村民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二是优化整合资源，完善“一中心三机制”社会风险防控体系。在茂名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上，市委书记许志晖指出，融入好心文化的善治是新时代茂名社会治理的良方，要以‘好心’善治促进社会治理效能提升。要以“好心”善治为引药，深入推进建立司法惠民服务中心、构建市县镇村社会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完善弱势群体保护机制、建立新型群体聚集事件应对机制的“一中心三机制”建设，以构建新时代社会治理体系；以“好心”善治为主线，以化解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以提高社会风险防控能力为抓手、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等，抓实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以“好心”善治为辅线，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心理慰藉等保障工作，彰显好心文化魅力，巩固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加强对各类风险排查预警、评估研判和协调处置，加快构建上下贯通、科学高效的风险防范化解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建设，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机制，创造性开展普法宣传、司法调解、以案说法，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如信宜市水口镇今年投入50多万元，规范化建设综治中心、社会风险防控中心、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功能室，制定“统一受理，归口分流，依法办理、限期办结”的处置工作机制，司法、公安、林业、自然资源等站所按照综治中心分流任务，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今年来，该镇的“中心平台”现场接待群众反映问题约100个，解决问题90多个。
　　三是大力发挥人民调解作用。规范设立镇（街道）、村（社区）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并同步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向矛盾纠纷多发易发领域延伸。建立法律顾问服务、调解员专家库，提升人民调解法治化水平。目前我市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57个。在巩固医疗卫生、婚姻家庭、道路交通、劳动争议等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重点向物业管理、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网络消费、金融等领域延伸，适应形势需要建立了金融消费纠纷、环境保护纠纷、商事纠纷等新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如高州市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调解为人民”，积极探索“一二三四”人民调解工作模式，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不上交。2019年至2020年上半年，共调解矛盾纠纷13935件，成功率98.39%，涉及金额5591.85万元。
　　四是落实信访“领导包案”“带案下访”“公开接访”制度。要改变当前信访问题多发的局面，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下访”，面对面倾听民声、心贴心答疑解惑、实打实解决问题。坚持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活动常态化作为一项制度性安排，采取分片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领导包案等方式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开展，对接访案件全部落实“四包”（包掌握情况、包思想教育、包矛盾化解、包息诉息访）责任，做到“四个面对面”（与信访群众沟通面对面、信访问题调处面对面、信访案件督办面对面、信访结果反馈面对面），确保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活动取得实效。
　　五是坚持“事要解决”原则，着力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把上访群众当作亲人对待，善于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积极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带着感情和责任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信访工作全过程，体现到每一个信访案件办理中。要立足“事要解决”目标，遵循“三到位一处理”原则，最大限度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当地、化解于萌芽。提升化解力，把“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最大限度实现“案结”；扩大引导力，把“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最大限度解开“心结”；增强救助力，把“生活困难的帮扶到位”，最大限度化解“症结”；强化震慑力，坚守“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底线，最大限度破解“法结”。
　　（作者系27期市信访督查专员、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陈仲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