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勇强
　　讲起这个旧书柜，有一段“古”。
　　我被组织调到“南方油城”工作已三十余个春秋，先后搬家五六次，每搬一次家都淘汰一些旧电器、旧家具，但这个书柜已伴随我32年，我始终不肯弃之。
　　1984年春，我被调到茂名市某财贸部门工作。那时，我每月工资38元，奖金22.5元。岳父、岳母跟随我们一起生活，女儿读幼儿园，一家五口人，靠我和妻子的工资和奖金生活，离“小康”还有较大的差距。好在妻子是个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人，全家过着平淡、和谐的生活。1985年元旦过后，组织上给我安排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使我们全家兴高采烈，喜出望外！拥有了套房，我们添置了一套当时属于奢侈品的软沙发，虽然未达到“满堂生辉”的境界，但觉得充实了许多，信感舒适。一次，有个朋友来作客，我很高兴地带他“巡视”了房子。他说：你是个“秀才”，怎么只有几个书架，连一个书柜也没有？多不方便啊！我只好如实告知：手头紧啊！他沉思了片刻后说：我认识一个木工师傅，技术很不错，我刚叫他做了一个书柜，款式新颖，做工精细，价格185元。这样吧，我支持100元，剩下的你自力更生怎么样？我再三犹豫，勉强应承了。那时，我是个“积极通讯员”，每月都有几十元的稿费。因此，也有了一点私房钱。于是，从中拿出了85元，凑够了款项。几天后，木匠将书柜运来了，果然不同凡响：像一件艺术品，既是书柜，又有桌面，“身高”1.9米，宽1米，桌面以上四格，中间两个抽屉，桌面下半部分还有三格，在桌面与上半部分之间还装了一支光管。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工作了10年之后，终于拥有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书柜，一连几天，心花怒放，情不自禁。每当有文友来作客，都情不自禁地带他们“参观”。
　　过去，由于没有书柜，只好将书本、资料放在书架，或者放在办公桌面，造成诸多不便。有了这个书柜后，我将常用的书籍、资料分门别类摆好，读书、写作方便多了。拥有书柜不久，我就读茂名电大中文专业，于是这个书柜成了一天不可缺少的“朋友”。每天晚饭后，我就坐在书柜旁“读电大书”，或者做记录，或者整理笔记，或者听录音，忙到深夜12点是平常事，有时夜读到凌晨一二点。工夫不负苦心人。经过3年的半工半读，硬是把读高中时未曾接触过的《哲学》、《政治经常学》、《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23门功课，一一“啃”掉，拿到了大专文凭。
　　1975年8月参加工作以来，除了下乡“接受再教育”的4年时间外，我先后在公社党委办、市农委、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都是“摇笔杆子”，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每当接到写领导讲话稿、经验材料、工作总结、调查报告等“大块文章”的任务，我都是向领导“报告”，回家里“躲”起来，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于是，这个可作办公桌的书柜，派上了用场，一篇又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万言书”在这里脱稿，顺利通过领导审查，或者登上“大雅之堂”——被中央、省市有关报刊采用，或在大会上宣读，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我是“一介书生”，除了努力、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基本上都是读书、写作，而且都是充分利用这个多功能的书柜。三十多年来，不管是条件的变化，还是地位的变迁，我始终没有放弃手中的笔，坚持在写作的园地里辛勤耕耘，无怨无悔，收获了累累果实：先后被中央、省市报刊、电台采用了通讯、评论、报告文学和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章几千篇，有的还获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有的被新华网、中新网采用，有的被编入各类专著。此外，还有一批新闻作品获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奖励。这些年来，我先后被《农民日报》、《南方日报》、《南方农村报》、《广东科技报》、珠江经济电台等几十多家报刊、电台聘请为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被《南方论刊》聘请为特约记者、客座编辑。1993年12月，年仅33岁的我，通过考核和有关部门的评审，被破格晋升为经济师；1994年9月，被授予“茂名市1984-1994年社科模范工作者”称号；被广东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还被有关部门聘为茂名市报刊审读委员会委员；我的业绩被编入《中国百科学者传略》；1993年以来，广东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羊城晚报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春华秋实》、《跋涉者的足迹》、《笑对人生》、《故园情怀》、《松林旭日红》、《两手空空的“大富翁”》等六部散文、报告文学集。能够取得这些成绩，这个“资深”书柜功不可没。
　　弹指一挥间，三十二年过去。我早已拥有了书房，也早已添置了几个新款书柜，价格不菲的办公桌。但是，人的一生有许多习惯，一旦形成难以改变。近年来，我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已上了“年纪”的书柜，也许是有了“感情”吧，在旧书柜的桌面上写作，往往文思泉涌，丽词云飞，写出了一批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绝大部分变成了铅印字——被各级报刊、电台采用，有的还获得了奖励，那种甜丝丝、乐滋滋的心境，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因此，我难忘这个旧书柜，热爱这个旧书柜，衷心感谢这个旧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