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钧球
　　一、引论：当“大同理想”遇见“乡土上垌”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曾痛陈旧中国乡村之凋敝，描绘出一幅铁路密布、港埠繁华、百姓安居的现代化图景。其民生主义的核心，不仅在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制度设计，更在于一个朴素而宏大的愿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衣食足而知荣辱”，让每一片乡土都能“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粤西群山中的上垌村，会惊喜地发现：孙中山当年在纸面上勾勒的民生蓝图，并未以某种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在此展开，而是以一群退休乡贤的赤子之心为笔，以三十年的锲而不舍为墨，在一砖一瓦、一灯一路的积累中，悄然落地生根。
　　上垌村的蝶变，绝非孤例。它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乡土社会从贫困走向文明的内在逻辑：民生的最高境界，从来不只是物质的丰裕，更是精神的觉醒与文化的传承。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正是像龙钧海及其兄弟这样，既怀揣现代视野、又深植故土情怀的“新乡贤”。我们用三十年光阴证明，孙中山的民生理想，在乡土上垌的沃土上，正以一种超越预设的路径，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二、补足“物质短板”：现代文明的第一座桥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三十年前的上垌村。那是一个典型的粤西贫困山村：该村三面环山，日落后便沉入无边的黑暗，出门一脚泥泞，与外界几乎隔绝。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仿佛还停留在孙中山所感叹的“如隔世之岛”的状态。照明靠油灯，出行靠双腿，信息靠口传——这样的生存状态，何谈“民生”二字？有外人写了一句顺口溜：有女莫嫁上垌村，牛皮鞋底都着穿。
　　改变，始于一位退休老人的归来。龙钧海，这位从村里走出去的正处级干部，退休后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安享晚年，而是毅然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上垌村。他看到的不是故乡的诗意，而是乡亲们仍在贫困中挣扎的现实。孙中山曾说，民生为进化之原。龙钧海深以为然，若没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一切进步都无从谈起。
　　于是，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拿出了在机关工作的组织能力和协调经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乡村改造计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照明问题。在那个年代，拉电进村绝非易事。龙钧海四处奔走，联系电力部门，动员外出乡贤，筹措资金，协调线路走向。当第一盏电灯在上垌村亮起的那个夜晚，整个村庄沸腾了。老人们摩挲着灯泡，感慨地说：“活了这么大岁数，终于不用再闻煤油味了。”这盏灯，照亮的不仅是房屋，更是一个村庄对现代生活的信心。
　　紧接着，是公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反复强调交通之重要，认为“道路者，文明之母也”。龙钧海深知，没有路，山货出不去，信息进不来，发展永远是空谈。他又一次站了出来，带头捐款，发动外出乡贤认捐，甚至亲自拉着测量绳上山勘测路线。修路期间，他天天泡在工地上，与村民同吃同劳动。当水泥路蜿蜒伸进村口的那一刻，使上垌村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历史。汽车可以开进来了，农产品可以运出去了，村庄的脉搏第一次与外部世界同步跳动。
　　再后来，是篮球场、羽毛球场。龙钧海说：“民生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有强健的身体。”他亲手规划场地，发动年轻人义务劳动，硬是在山坳里平整和建造出一块标准篮球场。傍晚时分，年轻人的呐喊声、篮球的撞击声，掌声汇成了村庄最美妙的交响乐。这些看似平凡的设施，实则是将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健康、协作、竞争、规则，一点点植入村民的日常。
　　这一阶段的上垌村之变，是补课，是让一个被现代化列车甩下的村庄，重新赶上时代的脚步。龙钧海以一个退休干部的全部能量，为家乡搭建起了通往现代文明的“第一座桥”。这座桥上，承载的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最基础、也最迫切的要求：让人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三、厚植“文化根基”：从“饱暖”走向“文雅”
　　如果说通电、修路、建球场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上垌村接下来的变化，则是在回答“好不好”的命题。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来不止于物质层面的“吃饱穿暖”，更有精神层面的“进步开化”。他在《三民主义》中多次强调，要“唤起民众，使之能自决其利害”，要“以文化陶熔其德性”。这些理念，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竟被一对退休兄弟以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了。
　　龙钧海深知，硬件设施建起来容易，但若没有文化的浸润，村庄的灵魂依然是空洞的。就在他忙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他的亲弟龙钧球，一位部队团级转业干部.军人书法家，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兄弟二人一合计，决定做一件看似“奢侈”却又影响深远的事：在村里建设一个近千米的书画文化长廊。
　　千米长廊，在城里或许不算什么，但在一个贫困山村，这是一个近乎疯狂的构想。需要多少资金？需要多少书画作品？需要多少人力来维护？但龙钧球拿出了军人的果敢和执行力。他不仅倾囊而出，更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四处征集书画作品，邀请当地及外地的书法家、画家义务创作。从唐诗宋词到名言警句，从英雄人物故事到山水花鸟，一幅幅作品汇聚而来。长廊的每一块石刻、每一幅字画，都是从三百公里外的云浮刻好拉回村中的，幅幅作品都凝聚着书画家的心血。
　　当千米书画文化长廊最终落成时，整个上垌村的气质都变了。曾经光秃秃的村道旁，如今翰墨飘香。老人拄着拐杖在长廊下驻足品读，孩童背着书包在字画前嬉戏模仿，连平日里只关心庄稼收成的中年人，也开始谈论起哪幅书法写得好、哪幅画有意思。文化长廊，就像一条无声的河流，把高雅的艺术引入了乡野，把文明的种子播撒进了心田。
　　但这远未结束。在龙钧海兄弟的继续筹划下，戏台搭起来了，图书文化室建起来了，健身及儿童乐园也开放了。逢年过节，村里不再只是喝酒打牌，而是有了自己的文艺演出队，演出队是由龙钧海夫人周淑文自筹资金组建的，演员在村里的学生挑选，利用寒暑假带到深圳，包食包住包学艺，在春节、年例等节日——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便在戏台上亮相，虽不专业，却充满欢笑声。图书室里，农闲时坐满了翻阅书报的村民；儿童乐园中，留守儿童有了安全玩耍的场所。高州年例已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上垌村的年例评为高州十大特色的年例之一。龙钧海兄弟为把村的年例办成一个有文化品位又讲文明的年例，溶入了村代表通过的“十个之最奖”例如：家庭和睦之最，学习成得之最，水果收入之最，家庭卫生之最，老寿星之最，等等。这个奖励延续了二十多年。通过这种活动，一个村庄的文化生态，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构建起来。
　　这一阶段的变化，意义尤为深远。它标志着上垌村的民生建设，已经从“输血式”的物质帮扶，转向了“造血式”的文化涵养。孙中山所追求的“人民之知识、道德，皆能随社会而进步”，在上垌村找到了最接地气的实践版本。龙氏兄弟没有停留在让村民“富口袋”，而是着力于让村民“富脑袋”。在富脑袋方面，龙钧海兄弟发动外出乡贤筹资在村小学成立：教学金龙奖基金。对教得好的老师和学得的学生，在每年教师节都实行奖励。从九十年代初一直坚持到现在，近三十多年来的金龙奖，大学生层出不穷。村千米长廊的存在，让每一个上垌村人，无论是目不识丁的老农，还是牙牙学语的幼童，都有机会在日常行走中，与汉字之美、与传统文化发生一次不经意的邂逅。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远比一次性的金钱补助更为持久、更为深刻。
　　四、凝聚“精神地标”：指向共同的福祉
　　如果说千米长廊是文化浸润的“软力量”，那么冼夫人纪念馆的修建，则是上垌村民生建设的“点睛之笔”，是村民精神共同体的正式确立。
　　冼夫人，这位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岭南圣母，以“和合”精神名垂青史，她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其“唯用一好心”的家训，深深影响了粤西大地千百年。龙钧海选择在村里修建冼夫人纪念馆，绝非偶然。他看到了冼夫人精神与村庄治理的内在契合：一个村庄要想长治久安，光靠硬件不行，光靠文化熏陶也还不够，还需要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人人尊崇的公共信仰与道德准则。
　　于是，他又一次发动外出乡贤，募集资金，选址设计，亲自督建。当冼夫人纪念馆的飞檐翘角在上垌村的村头立起来时，这个曾经贫困、沉寂、缺乏凝聚力的村庄，有了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殿堂。纪念馆不仅是祭祀先贤的场所，更成了村民议事的中心、节庆聚会的场所、教育后代的课堂。村中大小事务，在冼夫人“唯用一好心”的精神感召下商议解决；邻里纠纷，在冼夫人“和合”理念的调解下化于无形。
　　正是在这种物质、文化、精神三重建设的共同作用下，上垌村完成了从“贫困山村”到“文化文明长寿村”再到广东省评定的：广东岭南名村的华丽转身。长寿村的称号，长寿村按国际评定标准：十万人有四位超过百岁的为长寿之乡，而该村有三位超过百岁后而离世的老人，现活着的八九十岁比比皆是。该村人长寿绝非偶然。优美的环境、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睦的邻里关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恰恰构成了健康长寿的最佳土壤。老人们说，现在的生活，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而年轻人则说，在外打工时，最想念的就是村里那条文化长廊和冼夫人纪念馆前的广场。
　　这一阶段的上垌村之变，实现了民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一跃：从“个体富裕”走向“共同福祉”，从“硬件完善”走向“精神凝聚”。孙中山所倡导的“合群力以图民生”，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而是自下而上的乡土自发；它不再依赖单一的经济手段，而是融汇了文化、教育、道德、信仰等多种力量。冼夫人纪念馆的建立，让乡贤的个体善举升华为全村的集体记忆，让慈善行为变成了制度化的文化传承。这才是上垌村“长寿”的深层秘密，不仅是生命长度的延伸，更是文化认同与乡风文明的世代延续。
　　五、结论：民生主义的“工笔画”与上垌的生命力
　　回顾上垌村三十年的变迁之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由民间力量亲手绘就的民生图景。龙钧海及其兄弟，以及他们身后众多外出乡贤，没有著书立说，没有高谈阔论，却用一盏电灯、一条公路、一座长廊、一间纪念馆，一个健身儿童乐园在粤西的群山之间，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写下了一部活生生的注脚。
　　孙中山的民生蓝图，是站在国家高度的“大写意”。他规划铁路、港口、工业，着眼于宏观的制度变革和现代化建设。而上垌村的实践，则是立足于乡土本位的“工笔画”，它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从最细微处入手，从最迫切处发力，最终完成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乡村文明长卷。这幅画的底色，是龙钧海退休后三十年的坚守，是龙钧球从部队带回的执行力与奉献精神，是所有外出乡贤“富不忘亲、达则兼济”的赤子情怀。
　　更值得深思的是，上垌村的经验表明：孙中山民生理想的实现路径，未必只有一条。在政策覆盖尚有空白的乡土缝隙里，民间自发的乡贤力量，恰恰是最好的补充。他们既了解城市的文明规则，又深谙乡村的人情世故；既有现代的管理能力，又有传统的道德感召力。他们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是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是孙中山民生理想在乡土中国落地生根最可靠的“接盘手”。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上垌村的故事尚未完结。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新的问题也在浮现：年轻一代是否愿意接过父辈的接力棒？在城镇化浪潮中，村庄的未来何去何从？如何让文化长廊不只是“看”，更能“用”？这些，都是上垌村在下一个三十年需要回答的问题。而这，恰恰也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留给所有中国人的永久命题：民生无终点，变的是实现手段，不变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三十年前，上垌村在夜晚黑暗与泥泞中等待黎明；三十年后，它在灯火与墨香中焕发新生。龙钧海他当年点燃的那盏灯，早已化作千米长廊下的翰墨长明，化作冼夫人纪念馆前的香火永续，化作一代代上垌村人心中不灭的文明之光。这便是民生最动人的力量，它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一定细水长流；它不一定载入史册，但一定刻进人心。
　　百年沧桑，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梦想，在一个遥远的粤西小村实现了。而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命力，也正在这无数个“上垌村”的蝶变中，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作者系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