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算盘的半生缘


黄波
  小时候,生产队分稻谷、番薯、芋头,会计兴叔的算盘一响,噼里啪啦,又快又准。我常站在一旁看得入神,心里满是羡慕。
  小学三年级,学校每周有一节珠算课。因不是考试科目,老师只简单教了加减。这,也算是我唯一受过的“正规”珠算训练了。
  走出校门,组织上安排我到基层财政所工作。一进门,就看见老所长和会计面前各摆着一把算盘,那熟练劲儿,丝毫不亚于兴叔。既然算盘是“饭碗”,我也跟着练了起来。可无论怎么拨,速度总差他们一截。
  后来,县局送我到财政专科学校系统培训。从阿拉伯数字的书写,到《会计原理》,再到珠算,一路学来,教我们的,都是严谨的“老学究”。阿拉伯数字只准占记账栏的二分之一;珠算更严,从口诀入手,每个学员必须站起来背诵,背到流利为止。再从加减乘除一步步练起。每人一把算盘,早晚各拨一遍,每周测试一次。
  有一回背口诀,我卡在“三下五去二”上,越急越乱,老师让我站了整整五分钟。那五分钟里,满教室都是算盘珠子噼啪作响,只有我红着脸杵在那儿。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偷懒,连走路都在默念口诀。
  放假回家,我自以为喝了“夜粥”,拿着练习题目去找兴叔比试,想试试自己的“钢水”。不料兴叔接过题目,把每张纸撕开,涂掉页码——这个动作一出,我就知道自己输定了。他怕我记熟了整套答案。果然,我又败下阵来。真是“高手在民间”。回到学校,我练得更狠了。结业时,珠算达到五级。果不其然,“名师出高徒”。
  培训结束,我背着算盘进村入巷,征收公粮、公粮代金、公路基金,算盘也打得噼啪作响,成了所里的业务能手。后来,组织上调我担任预算会计。算盘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业务能力得到上级肯定,我也一步步成长为负责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当选区党代表、人大代表。
  再后来,财政体制改革,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划归财政部门征收。县局购入一批计算器,拨给基层所。算盘与计算器优劣立现,新来的年轻人,根本不会用算盘。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国家惠民政策逐项增加落地,基层财政工作业务从征收管理型转为惠民服务型,财政所成了结算中心。从乡财软件到贝佳系统,再到U8,进一步到数字财政,电脑屏幕上的数字跳跃飞快,却再也没有算盘那噼里啪啦的清脆响声。记账手段日新月异,算盘运算真的跟不上了,只能作为陈设品,摆在我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