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珊 唐少莲
　　“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如今，社会对青少年安全保护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但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仍时有发生，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社会风气与扰乱公共秩序。社会各方主体需要协同配合，搭建包含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助的完整保护体系，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
　　一、未成年人性侵侵害的突出特征与高危困境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遭性侵害案件呈上升态势，其犯罪形态与社会认知间存在显著错位，治理范式亟需从"事后惩治"向"源头预防"转换。综合司法数据与实证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突出特征。
　　其一，熟人作案占据主导，受害群体低龄化。据“女童保护”十年观察报告，熟人作案比例常年维持在70%—87%之间，最高年份达87.87%；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亲属、教师、邻居、网友等负有特殊职责或亲近关系的主体占比逾九成。受害人以中小学学龄段为主，7—15岁占比超80%，不满14周岁幼女占相当比重，年龄下探趋势明显。
　　其二，犯罪手段隐蔽化与网络化叠加，“隔空猥亵”成新形态。传统接触式侵害之外，犯罪分子借助社交软件实施诱骗、胁迫与"隔空猥亵"，呈现无障碍、无恐惧、无罪责、无证据、无羞耻的“五无”特征，犯罪成本极低而取证难度陡增。网约房、私人影院、宾馆等私密场所取代公共场所成为高发空间。
　　其三，高危困境呈现结构性集中，男童受害长期被遮蔽。江苏东海法院调研显示，85%以上案件发生于农村地区，95%以上被害人为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子女，监护失控、性教育缺失构成"三失"困境。与此同时，男童受侵害因“不吃亏”等传统误识长期处于治理盲区，创伤后转化施暴的恶性循环值得警惕。
　　上述特征表明，未成年人性侵已非偶发个案，而是嵌入留守结构、网络生态与监护缝隙中的系统性风险，亟待通过入职查询、强制报告与适龄性教育前移构筑防火墙。
　　二、未成年人性侵案件频发的核心成因
　　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持续高发，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家庭、教育、制度与文化多重结构性缺陷交织作用的结果。其深层成因可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阐释。
　　一、家庭监护功能的弱化与结构性缺失。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留守儿童家庭监护虚置。据民政部数据，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近700万，其实际监护人多为祖辈，精力与防范意识均严重不足。与此同时，离异重组家庭、单亲家庭中亲子沟通断裂，未成年人对亲密关系的边界认知模糊，极易被熟识者利用情感依赖实施侵害。家庭内部“谈性色变”的氛围更使受害儿童不敢向家长求助。
　　二、学校性教育与防性侵课程的实质缺位。尽管教育部已将防性侵纳入安全教育范畴，但多数中小学仍以“生理卫生”替代系统性的性教育，内容回避身体自主权、隐私部位界定及拒绝技巧。调查显示，超过60%的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时无法准确辨识行为性质，更不知如何有效呼救。教师队伍中“防性侵”培训覆盖率偏低，部分教师自身亦缺乏识别侵害信号的能力。
　　三、预防性法律制度执行效能不足。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与入职查询制度，但在基层实践中，学校、医院、社区等责任主体对报告义务的知晓率与执行力参差不齐，漏报、瞒报现象时有发生。针对网络“隔空猥亵”的新型犯罪，现行取证标准与跨平台协作机制尚不健全，致使大量隐性案件游离于刑事追诉之外。
　　四、社会文化观念中的性别盲区与污名化效应。“男童不会吃亏”“家丑不可外扬”等错误观念根深蒂固，导致男童受害案例长期被隐匿，且受害者常因羞耻感与二次伤害而放弃报案。此外，农村地区人情社会中熟人间的庇护心理，进一步降低了举报意愿，形成发现难—取证难—定罪难的恶性循环。
　　综上，未成年人性侵频发本质上是家庭监护塌陷、教育供给滞后、制度执行疲软与文化观念落后共同催生的系统性危机。唯有从上述根源入手，构建多层级防护网络，方能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范式转换。
　　三、构建多元协同的未成年人防救综合治理体系
　　未成年人性侵防护工作复杂，单一力量无法实现长效保护。只有整合家庭、学校、司法、媒体多方力量，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才能构建全方位的治理保护体系。
　　（一）家庭是第一道安全防线。
　　长期以来，很多家庭存在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忽视对孩子的隐私安全教育，导致未成年人缺乏基础的自我保护认知。对此，家长需要主动转变保守的教育理念，主动学习科学的防性侵知识和家庭教育方式，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循序渐进开展隐私边界、身体保护、人际交往等安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注重常态化亲子沟通，主动关心孩子的在校生活、交友情况和心理情绪变化，细心观察孩子是否出现情绪低落、身体异常等反常表现。同时，家长要正向引导孩子，破除羞耻心理，明确告知孩子遭遇骚扰和侵害无需隐瞒，要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勇敢求助，让家庭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安全后盾。
　　（二）学校是安全教育的主要阵地。
　　学校应当彻底摒弃避讳式教育心态，将未成年人防性侵安全教育正式纳入常态化教学体系，融入德育、安全教育课程中，做到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学校可以通过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安全微课、真实案例科普、情景模拟等多种形式，生动通俗地向学生普及隐私保护、风险辨别、求助维权等实用知识，让学生清晰区分正常交往与恶意侵害，掌握自我保护的具体方法。同时，教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更要履行育人监护职责，重点关注留守、单亲、家庭变故等特殊学生的身心状态。对于出现情绪低落、刻意回避他人、行为反常的学生，及时开展谈心疏导、心理干预，主动排查潜在安全隐患。
　　（三）司法机关坚持惩戒与救助并行。
　　一方面，针对熟人作案、多次作案、持续性侵害等情节恶劣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从严从重惩处，严格落实相关法律规定，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司法震慑，从根源上遏制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坚持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特殊保护原则，不断完善受害未成年人专项救助机制。对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及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心理危机疏导、身心康复帮扶等全方位救助。
　　（四）媒体承担正向宣传职责。
　　媒体平台应当主动承担公益宣传责任，打破社会长期避讳谈论性侵话题的固有误区，常态化面向社会大众、校园、基层社区普及科学的防性侵知识、辨别技巧和官方求助、维权渠道。通过通俗易懂的短视频、科普推文等形式，让家长、未成年人、普通群众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知识。同时，积极传播正向价值观，主动纠正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污名化、偏见与误解，引导大众包容、关爱受害未成年人，拒绝舆论伤害。通过全方位、常态化的正向宣传，逐步营造全社会重视、全民参与、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前性侵案件隐蔽化、受害群体集中化的特征，意味着传统的保护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治理需求。只有打通家庭、学校、司法、媒体之间的壁垒，构建预防、干预、救助、惩戒一体化的长效治理机制，才能全方位补齐保护短板，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系，切实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