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亚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其效能直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农民的获得感。长期以来，乡村治理面临深刻张力：国家资源持续下沉与治理任务日益繁重，而传统模式受限于信息不对称、动员能力不足，导致“干部人少事多、群众参与不足、服务半径过大”等共性问题。其背后实质是治理结构与治理需求的不匹配。伴随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治理，中央政策文件多次部署“数字乡村”建设。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发挥信息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要求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技术下乡的效果或困境，较少深入分析技术与乡村双向互动的过程机制。基于此，本文以茂名市金塘村依托“善治美”平台的数字化实践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嵌入乡土社会并驱动治理变革，提炼可推广的“金塘范式”。
　　一、分析框架：技术下乡中的“再组织化”机制
　　既有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是权治逻辑，强调行政力量推动技术自上而下变革乡村；二是自治逻辑，关注乡村自下而上吸纳技术。两者均偏向单向建构，对互构过程分析不足。事实上，新技术应用本质是社会再组织议题。本文借鉴“技术—社会”互构视角，以“再组织化”为核心框架，构建“空间—资源—主体—规则”四要素分析向度：技术下乡通过构建虚拟治理空间、聚合碎片化资源、激活多元主体、重塑治理规则，四要素互动耦合，共同推动乡村治理秩序数字化转型。
　　二、案例实践：金塘村“善治美”平台的治理变革
　　金塘村下辖9个自然村，户籍人口5200余人，长期面临治理任务繁重、干群关系紧张等难题。2023年5月，该村率先试点“粤治美”平台（后统一品牌为“善治美”），获评“五星村庄”及两项省级荣誉。其变革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空间构建：从“物理在场”到“虚拟在场”
　　传统治理要求物理性在场，数字技术则突破时空限制。金塘村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多、老人行动不便等实际，将平台功能嵌入移动端，简化流程，提供个性化服务：对老年人采用粤语实时转文字、语音播报紧急信息；对外出人员精准推送村务动态。截至2026年4月，认证村民达2251人，基本实现智能手机用户全覆盖，虚拟治理空间有效构建。
　　（二）资源整合：从“离散碎片”到“系统聚合”
　　金塘村从三层面整合资源：一是推动网络覆盖提速；二是将党务、村务、财务等数据纳入平台统一管理，“三务公开”累计发布301次，独创性地将村民签字摁指模环节一并公示，保障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通过“广泛宣传、集中培训、逐户教用”，针对老年人开设“指尖课堂”，由村民投票决定平台首页功能，扩大要素聚合面。
　　（三）主体使能：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参与”
　　“积分制”是核心激励模块，累计积分2.9万分，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可兑换生活用品，扭转了“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村民说事”板块形成“诉求—受理—办理—反馈—评价”闭环，累计办理338件诉求，实现“小事不出村”。“村友圈”成为互助社交空间，累计发布动态6263条；“活动”板块将村组长年度考核交由村民线上投票，倒逼作风转变。
　　（四）规则再塑：从“关系型/市场型”到“生态型”
　　传统乡土治理依赖关系亲疏，数字技术强化社会性监督。金塘村通过“三务公开”“大事记”（累计112件）以数据督人查事，弱化关系治理；同时通过“服务日记”（756篇）记录工作明细，拉近干群心理距离，促进开放、包容、协同的生态型治理规则形成。
　　三、形成机制：技术刚性与社会弹性的互构
　　数字化治理秩序再造的本质是技术下乡后的再组织化调整，体现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构。村“两委”作为关键行动者，既是技术适配的催化器，也是社会关系调整的承接者。
　　（一）技术刚性驱动适应性重组
　　一是统合逻辑下的资源重组：通过积分制、三务公开等板块归整数据要素，2.9万分记录村民参与，338件闭环诉求彰显资源流动效率。二是联结逻辑下的主体重组：技术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2251名认证村民）、协同化（6263条“村友圈”互动）、精细化（大数据精准赋能）。三是适配逻辑下的需求重组：“村民说事”第一时间收集需求，“邻里代办”实现“办事不出村”，累计办理服务事项29项。
　　（二）社会弹性促进实践性建构
　　一是从“行政意义”走向“生活意义”：平台功能嵌入日常生活，2024年全村实现电诈零发案、吸毒零新增、违建零增长。二是从“工具性产品”走向“情感性产品”：上线“村民调解室”，简化使用流程，设立“申诉小屋”应对AI误判，体现人性化核心。三是从“技术移植同质化”走向“智慧治理本土化”：设立公益基金池反哺运维，开设“指尖课堂”，采用“乡音播报”，由“村民定菜单”，培育村民“既是数据供给者，也是红利享受者”的主体意识。
　　四、结论与启示
　　金塘村的实践证明，数字化不是乡村治理的“可选项”，而是“必答题”；“善治美”平台不是冷冰冰的工具，而是有温度的服务载体。其经验可提炼为“金塘范式”：一是以问题导向破解“水土不服”；二是以人性化设计跨越“数字鸿沟”；三是以透明化运作重建干群信任；四是以闭环化流程提升治理效能；五是以公益化坚守赢得民心认同。
　　展望未来，要充分发挥技术红利，需重点把握三对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基层政府应积极为数字化转型“定调”；二是载体赋能与主体使能的关系，加强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三是规则概化与场景细化的关系，立足地区实际探索适合本地的治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村民“拿在手中的党群服务中心”，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引擎，让亿万农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