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宁
　　“童养媳”——这个在历史课本中才能看到的封建陋习，曾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还险些在我身上重演。
　　我出生在池洞镇六定村旺同坑自然村，这里是六定村最偏远的村落。在人民公社时期，村里的常住人口就有200多人，都是同宗同源的王姓族人。这个小盆地，绿树成荫，群山环抱，村口仅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山岭与外界相连。至于经济条件稍好些的家庭，购买了自行车代步，也只能寄放在岭脚的好心人家中。
　　孩子上学更为艰苦，天未亮就怀揣一小捆干柴和二三两米，赤着脚走下约2.5公里的陡峭石阶山岭，然后再在平缓的村庄中穿梭约1.5公里才能到达六定小学。春夏时节尚可，而到了寒冬的腊月，常常是摸黑前行，不知多少次被踢破脚趾，鲜血淋漓地跳到学校上课。上午放学后，就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自行打水生火，用砖块垒起简易的小灶煲粥充饥。当遇雨天，宁可淋湿衣衫也要护住柴米，那是孩子们中午果腹的唯一保障。然而正是这样的恶劣环境，我母亲才萌发帮我找“童养媳”的念头。
　　记得在197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11岁的我跟着母亲翻过山岭，来到邻镇一户人家中做客。晚饭后，母亲执意要留宿，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明明离家不足三公里呀。更为奇怪的是，一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用个木桶打来一些热水，并送来一对木屐，叫我自行加兑冷水，在开放的大天井中冲凉。我感觉到害羞，可又无奈，就用木桶挡住前面，蹲下身子匆匆洗完，连站起来擦干身躯都不敢，蜷缩着带着水珠穿回了衣服。
　　客厅里，大人们的谈话揭开了谜底。这个女孩叫小丽，她5岁丧父，母亲改嫁，被亲戚收养。年龄已达8岁多的她，十分渴望能与其他孩子那样高高兴兴地入学读书，却因亲戚的家境贫困无法如愿。“这孩子很精灵，勤快懂事，不但肯做家务和帮干农活，还把耕牛养得很壮实，只是……”收养她的伯伯叹息道。我母亲仔细打量着小丽，说：“五官清秀，面相善良，身体结实，是做工的好苗子，不错不错。”年幼的我不知轻重，插嘴道：“现在是新社会，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读书！”话音未落，倚在门边的小丽突然抬起头，那双渴望的大眼睛直直地望向我，水灵灵的眼眶中盛满了期盼。
　　第二天清晨，母亲提着小丽的旧帆布包说要带她回家。可当我听到母亲说“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这句话时，瞬间五雷轰顶，四年级的书本里不正是讲旧社会的童养媳制度，严重侵害了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么？这令我十分震怒，随之大声吼道：“这是犯法的！”
　　我恨恨地摔掉行李，拽着母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只留下小丽“我要读书”渐远的哭喊声。
　　在回家的山路上，母亲道出了忧虑：“山区娶亲难，就怕将来你会打光棍。”我坚定地说：“妈，请放心，我会专心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母亲听后满意地笑了起来。
　　在新中国，新社会，童养媳制度的封建陋习早已被文明法治肃清。随着岁月流逝，“童养媳”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小丽那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一直铭烙在我心里，时刻在提醒着我：要致富，先修路，还必须打通思想的桎梏。后在2003年，我借着省里扶持乡村公路建设的东风，带领乡亲们捐款献地，出工出力，修通了一条6米宽的水泥硬底化村道，环村而过，形成一条跨镇的乡村大公路路网。如今，孩子们读书再不用翻山越岭，大车小车载着他们奔向理想的未来。
　　后来听说，在好心人的大力支持下，小丽终于走进了课堂。这个差点被封建陋习吞噬的女孩，通过勤奋努力，逐步发展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正用知识改变着更多孩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