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明
　　一想起杨崇生老师，1972年秋天的场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那时他推着一辆生锈的“红棉”自行车进了镇安中学，白衬衫被风吹得飘起来，车铃铛叮叮当当响着，碾过满地的松针。他刚从华南师大毕业，成了我们两年制高中十班的语文兼历史老师。谁能想到，这个笑起来像大哥哥的人，会让我们记一辈子。
　　那时候大家都穷，靠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杨老师却总在放学后骑车去家访，用了两个学期跑遍全班60个同学的家。他来我家那天，我妈刚从生产队干活回来，手上还沾着泥。他也不讲究，直接坐在门口砖头上，不问地里的事，就问家里几口人干活、工分够不够换粮食，还问我晚上能在煤油灯下看多久书。后来我们才知道，谁家是泥砖房，谁家爸妈在队里喂牛，他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
　　毕业前，他带着我们骑五十公里自行车去他老家合江镇。一路上我们的车总掉链子，他就一边修车一边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到了他家，看到火砖墙和大木梁，才知道他家条件不错，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傍晚带我们去罗江游泳，夕阳把江水照得金黄，他站在岸边笑，眼镜片都蒙了一层雾，看着就跟亲哥似的。
　　那时候到处都是大字报，但杨老师上课和别人不一样。他不讲“孔老二”的坏话，反而在黑板上写“仁、义、礼、智、信”，说老祖宗教的做人道理不能忘。怕我们被当时的风气带偏，他还开玩笑说：“孔夫子到处游历，放现在就是个‘文化旅行家’，咋就成坏人了？”全班都笑了，也记住了遇事要自己动脑子。
　　他总跟我们说：“别觉得在生产队干活就没出息，咱们班以后肯定能出人才。”那时候我们在地里干活累得半死，觉得这话就是画大饼。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班里好多人考上大学，还有人成了农村骨干，才明白他是给我们留了盼头。
　　1973年挖鱼塘，我们跟着他辛辛苦苦干完，结果工作队队长说他是“富农子弟，搞生产耽误运动”，还让我们把挖好的泥填回去。他攥着锄头把，手都发白了，最后只说了个“填”字。傍晚他坐在塘边抽烟，烟头一亮一灭：“有些苦咽下去，人才能长记性。”后来我们懂了，他咽下的是委屈，扛住的是对我们的责任。
　　有人在背后说他“资产阶级作风”，其实就是因为他把粮票分给饿肚子的同学，把衣服借给没被子的女同学。有次上课他突然来一句“饥民不爱玉兰花”，我们没听懂，后来才知道他是在骂那些乱嚼舌根的人。但第二天他照常来上课，板书还是那么工整，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1974年毕业，没有高考，农村同学回生产队，城里同学下乡插队。杨老师在我们笔记本上写“心怀热望”，字用力得把纸都戳破了。后来在地里干活、在知青点的时候，我们经常摸出本子看看，就靠着这几个字给自己打气。
　　改革开放后，听说杨老师从普通老师一路做到化州市教育局长，最后成了茂名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但只要我们十班聚会，他肯定来。哪怕有专车，他也常骑自行车，说骑车能多看两眼以前走过的路。1990年第一次聚会，他拉着我们的手笑：“当年带你们回家，把家里的腊肉和鸡全杀了，我妈说我带回来一群‘小饿狼’。”听他这么说，我们眼睛都红了——原来他什么都记得，记得那些苦日子里的每一点温暖。
　　前几年听说杨老师走了，消息从老家传来。我们没多问具体时间和地点，只知道他退休后总念叨：“十班的同学该当爷爷了吧？”知道这消息后，有人翻出压箱底的笔记本，有人对着老照片发呆，有人跑到罗江边站了好久。四十多年前那个穿白衬衫、骑车的杨老师，课堂上逗我们笑的杨老师，虽然不在了，但他教我们的东西，一直刻在心里。
　　现在生产队的土墙早就塌了，罗江的水还在流。想起杨老师，就想起他说的“读书不是为了躲苦，是为了让更多人不苦”。他教给我们的，不只是课本知识，更是在苦日子里挺直腰板、心里有盼头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