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夫人文化研究
何火权
　　欧阳纥举兵叛乱的时间是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陈书》“卷五·本纪第五·宣帝”载，“冬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欧阳纥为着自己的地盘和私心，也为着不被调虎离山，失去既得利益，便利用广州刺史的身份进行了叛乱。在举行叛乱之际，为了拉拢和要挟冼夫人，他诱骗冼夫人的儿子冯仆到了他的地盘。《隋书·谯国夫人》载，“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高安，诱以为乱。”冼夫人面对自己的儿子被欧阳纥扣为人质，且有着生命危险之时，如何面对呢？冼夫人是否有过纠结、犹豫，或者从容淡定，果断应对？
　　冯仆在陈永定二年（558年）才九岁，受冼夫人派遣，率领岭南各族首领到丹阳朝见陈武帝陈霸先，被陈武帝任命为阳春郡太守。自永定二年至太建元年，时间过去了12年，冯仆也从一个少年成长为有胆识有才干的青年太守了。冯仆被诱骗离开阳春之后，派人回到高凉向冼夫人报信。冯仆被欧阳纥诱骗所到的地点究竟在哪里？《陈书》写的是“召仆至高安”，《北史》写的是“召仆至南海”，显然与“高安”不同，而《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太建二年二月，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诱与为乱”，不仅说明地点是“南海”，还说出了具体时间是“太建二年二月”，此时离欧阳纥举兵叛乱已有4个多月。那么，究竟是“南海”还是“高安”，查阅相关地理志，在历代志书中，都没有“高安”这个县名，有些文章考证说，“高安”是否是“高要”的笔误？也有些考证文章说“高安”为现在佛山的三水。据明嘉靖四十二年《广东通志初稿》载，“三水县，在府城西北二百一十六里，嘉靖五年（1526年）拆南海、高要若干里合而成之。”三水县是明代才从南海县和高要县析地而设置，至于说“高安”即三水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理由。因此，很多论者都认定冯仆被诱骗的地点是南海，陈朝时广州辖有南海郡，南海郡所辖的番禺县既是州治，同时也是郡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把诱骗地点写作“南海”是有其道理的。
　　冼夫人收到冯仆派人送来被扣留作人质，欧阳纥“诱与为乱”的信后，既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被欧阳纥的要挟所吓倒，而是说出了一大段掷地有声、名留青史的话。史载“仆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这段话既表明冼夫人的心迹，又体现了她先国后家的高尚情怀，为了不负朝廷，不能顾惜儿子的性命，这是冼夫人能够从容应对的主要原因。但是，有些人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心,如果欧阳纥目的没有达到,一旦恼羞成怒,真的把冯仆杀害了,不是非常令人心疼吗？作为有大智大爱的冼夫人，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害而无动于衷呢？这样的疑问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就相关史料，作深一层的探究分析，便可了解到冼夫人知己知彼，对时局的把握非常准确，对欧阳纥的为人处事也非常了解。正是有正确的判断，冼夫人在确信冯仆没有性命之忧的情况下，才作出果断的抉择，出兵协助朝廷平定叛乱。这样来分析，应该更符合历史事实，冼夫人的为人和形象才更加丰满，更加真实，更加被人敬仰。如果冯仆真有性命之忧，冼夫人怎么可以放得下自己唯一的儿子，不顾儿子的安危呢？这才是有血有肉，受人尊敬的冼夫人，才是有智慧有谋略的冼夫人。
　　冼夫人面对欧阳纥的要挟，哪怕是儿子被扣作人质，为什么仍然能够这么淡定，这么从容呢？除了上面说到冼夫人对朝廷忠贞不贰、有大智大勇是主要原因外，对欧阳纥的了解，对当时局势的精准把握，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第一，欧阳纥家族与冯冼家族同为当时岭南大族，且同为陈朝立国的功臣，相互之间有交往，也有情谊。在陈霸先北上平定侯景，过五岭到江西破蔡路养、李迁仕时，冼夫人先是用计谋在江西吉安大败李迁仕，接着又在赣石与陈霸先会师；同一时期，欧阳頠积极支持陈霸先，即“率兵度岭，以助霸先”。冼夫人与陈霸先在战斗中结下深厚友谊，这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同理，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冼夫人与欧阳頠的交往，但两个家族同在岭南，且欧阳頠父子统领岭南十多年，冯冼家族与欧阳家族自然也会有交往，并且有一定的交情。从欧阳纥以广州刺史的身份，那么容易就把冯仆召到南海，他们之间应该比较熟悉，甚至还比较信任。从这点来说，欧阳纥会顾念两家同是岭南两大家族的情谊，不会毫无根据地滥杀无辜。
　　第二，欧阳纥反的是朝廷，对调他离开岭南的当朝皇帝陈宣帝陈顼不满，而与冯冼家族没有私人恩怨。他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利益铤而走险，矛头指向的是陈朝廷。冼夫人之所以对时局把握得准确，预感到冯仆无性命之忧，是基于事实分析而作出的。在欧阳纥拒不接受朝廷调动任命之初，陈宣帝还是做到先礼后兵，派遣中书侍郞徐俭带了皇帝的圣旨来劝说欧阳纥。这在《陈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二十·徐俭”中有记载，徐俭对盛列仪仗卫兵，且言辞不恭的欧阳纥，讲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先是借汉武帝时南越国谋乱被诛杀的吕嘉为例，说明据地谋反的危害；又借当朝周迪、陈宝应谋反被平定的事实，说明发动叛乱都没有好下场。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面前，希望欧阳纥好好反思，并说出了语重心长的话，“转祸为福，未为晚也。”欧阳纥对朝廷使者徐俭的肺腑之言听不进去，还把使者扣留了数十天（《陈书》载“累旬不得还”）。后来欧阳纥出城见徐俭，徐俭说了一番有理有节的话，“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欧阳纥面对朝廷的使者，也能信守古人常讲的“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道义观，“纥于是遣俭从间道驰还”。徐俭作为朝廷派来劝降的使者都被放还，那么面对与欧阳家族无冤无仇，且有一定情谊的冯仆，更没有杀害的理由，况且扣留作为人质，还可以留有后手，让冼夫人投鼠忌器，危险时还可以有回旋余地。
　　第三，欧阳纥家族有较好的家风传承，欧阳纥不是穷凶极恶之徒，也不是滥杀无辜之辈。在《陈书》的欧阳頠传中，记载较多欧阳頠征战立功、治理地方，辅助朝廷的事情外，还记录了一件他重然诺的故事。交州刺吏袁昙缓曾托付黄金500两给欧阳頠，其中一百两还给合浦龚太守，四百两给袁昙缓的儿子，这件事是秘密嘱托，没有外人知道。后来欧阳頠被萧勃所败，其他财产尽失，但这500两黄金还在，而当时托付人袁昙缓已去世。面对这一笔无人知晓的巨额财富，而且欧阳頠又在自己资财尽失的情况下，并不去贪这些黄金，依约把黄金还给合浦龚太守和袁昙缓的儿子袁智矩。因而博得“时人莫不慨叹”的赞许。虽然《陈书》的欧阳纥传写得比较简略，但从记载他“威惠著于百越”，也说明欧阳纥在广州刺史任上，做了不少有利于百越各族百姓的事，有比较好的口碑。因而也可以这样推测，欧阳纥为了他自己和家族的名声，也不会滥杀无辜。
　　当然了，欧阳纥虽然有比较显赫的家族，也有比较好的政声，但是一旦举兵谋反，那就是叛乱，就是与朝廷为敌，自然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作为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冼夫人，便召集各地首领，带领族人和地方武装，北上与欧阳纥的叛军作战，并协助陈朝廷派来的大将章昭达，一起平定欧阳纥之乱。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