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
　　借先生的著作，可以说点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人都是有点精神的，人都是要靠一点精神支撑活着的。学术是一种精神活动，要搞清楚什么是学术，就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精神？西式思维把精神看作是人体（大脑）的机能或某个绝对主体（上帝）的派生物，形成唯物唯心之争。但中国文化把精神与人生（心性）境界联系起来，道出精神的不可思议的“实相”。《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学术属于“受想行识”，是世上的一种“有”，有即是空，学术即是空。任何学术（包括科学），都只是一种现象，都只是一种空无实体的“妄想（妄相）”，可以之为思维游戏、人生寄托，亦可以之创造事业、获得名利，但如果太当真，就是迷了。当然世间是需要学术的，学术也是很严肃的，学术可以在世间的层面上追求真善美，击破世间人的精神浅薄，疏浚世间人的精神淤堵，很有意义。有悟性的学者，心性会把握好学术的空与有、游戏与认真之间的奥妙。正因为宇宙人生是空有一体的，空有互易而寂然不动，宇宙人生才能圆转空灵，灵性无限，通达流畅，无执无滞，充满生机，随机应变，变化无穷，生生不息，万象纷呈；才能为心性生发出无尽意象和意境，使人在大千世界神往而神还；才能在虚实不二中把人生由实转虚，使人生意境化艺术化，使人在人生行程中经历生老病死，领悟虚虚实实，体验情起情灭，时而动心时而安心；才能在得失之间、进退之间、悲喜之间转换贪嗔痴和恩怨爱恨等心态，在虚实之间流动幸福感和解脱感。空有不二是宇宙人生实相，空有之道是心性无上大道。具体到学术的空有关系，如果没有学术（艺术），人类精神无所为，如果学术太着实，精神就僵死在实在中。学术不应该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而应该成为人类一种真诚的“游戏”。搞学术的人，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宇宙人生的空有之道，是应该有所“妙悟”的。
　　谈空说有是容易的，但真要“开悟”什么是精神的空和有，却是世上最难的事。人的精神世界（佛教谓之“识蕴”）在深层上，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复杂的、可怕的“妄想”世界，各种意念极其随机、随缘、顺其自然、汪洋恣肆地倾泻着、交缠着，幻变出一幅幅意识场景，极无条理中又呈现出某种流注性的条理。一般人察觉不到这样的深层精神状况。如《解深密经》所示：“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如果不自觉，就会把这种因极动极无常却反而觉察不到、以之为静止的精神现象（识蕴）执为主体、自我、学者自身（所谓“我思故我在”）。但实际上学术只不过是把这种瀑流一般的“妄想”整理一下，变得有些逻辑和条理，便于人们理解和交流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也是一种深层精神的表面症候，不能说学术是一种精神问题，但可以说学术是一种精神结缚、执着，正如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缘起缘灭的结缚、执着、现象一样。人人都有自己的识蕴，学者和学者的精神识蕴交流交织而成学术现象。就是说，就算学者把中西方哲学文化根核和形态梳理得再清晰，对中国文化传统寄予再多的希望，由于众生（学者）心识不一样，理解、接受、需要不一样，整个学术和社会文化只会呈现为种种精神状态聚汇交漩而成的随波逐流的“大众识海”，不会单纯认可、坚持某种“真理”或“观点”。这就是《楞严经》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学术也一样。自己的学术搞出来了，他人和社会认不认、用不用，不是由自己决定的，也不一定要向他人展示，所以学术归根到底只能是自己用来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明白这一点，做学问会安静、实在很多。先生的著作疏通了中西方哲学的传统，对儒道文化的境界做了阐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寄予感情，但以后文化怎么走向，要看社会大众的心性追求和生活需要。学者自己凭自己的学问能够心安理得、安身立命，乃至明心见性、超越生死，就是最大成就。
　　普通人仅凭感性和日常知识就可以过日子了，而且可以在世俗层面上过得幸福。但有精神追求的学者不满足于世俗，他们还想探索“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心中辉煌的道德律”，去开拓更大的精神空间。但这是需要先做好德性准备的，学识到了“五蕴皆空”之地就毫无用处。如果学者没有做好德性（无我）的准备，单靠理性和想象力过度发展学术和科技，把精神世界扩张得如此广漠荒凉，引起精神反噬作用，会导致自己在形而上与形而下、天与地之间两头不到岸，漂泊无依，孤苦伶仃，无法安身立命。形而下的幸福不能踏实，形而上的心性不能空明，处在“有无”之间而无所容身安心，那是很悲催的事情，多少学者的精神世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得不同时接受“有无”两个世界的千刀万剐，遍体鳞伤。超脱的彼岸世界不依赖学术，不以任何学术为条件，不以任何思维和结论为条件，不以精神有无、世界有无为条件。也就是说，无论学术、精神、人类、世界存不存在，都不碍乎“心灵”的超脱（佛教谓之涅槃），超脱就是超脱，不需要任何条件；超脱也不会与任何学术、精神、人类、世界过不去，空有不二，性相如如，一真法界，至纯无染。心性只有干净圆融到这个程度，才能约略体会什么叫“超凡脱俗”。这个“超凡脱俗”的彼岸世界是有的，人类可以到达，当下就可以到达（顿悟），但又不是人类利用理解力和想象力所可到达，只能采用《金刚经》所开导、为禅宗所活泼泼运用的“即此用、离此用”的般若心性方法，以冀有朝一日身心脱落，窥见灵山圣境。世间学术有执着性偏向性，是意识的行程和精神的境域，落于有为之迹，对探索形而上世界无效，但处理得当，有助于聚精会神，培养定力和静明。先生在著作中对传统文化诚明之道的体验和对西方哲学的澄鉴，是可以给学者以深刻启发的。先生早年受西方美学影响，把美学（审美）当作一种知识来研究，晚年意识到美学应该是切己的生命醒悟，而不是外在的知识，所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把美学与人生体验、心性境界结合起来，潜心探索中国“乐学”，并因此趋向于儒道佛人生境界的研究和体会。实际上，从先生的著作可以引申出更多的东西：如果把中国文化都搞成了西方式的知识论，抛掉了中国文化的实践性（道德修养、心性境界）功能，中国文化就完蛋了，哪怕学术界写出再多的论文，搞出再多的课题，中国人的人生烦恼也不会少，社会风气也不会好，因为这种形式主义的学风不但于己于人、于国家于社会无益，反而有害，看看现在的各种学术考核机制和评价标准之类对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就知道了。西方社会的整套社会运作机制是建立在“冷冰冰”的知识论基础上的，但中国文化不允许这么做，中国社会必须有亲情伦理，有人间温暖，有意境有诗意，绝不能完全按西式思维强行扭曲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否则后果严重。先生积九十年人生体验和学力，最终在晚年“认祖归宗”，从西学回归国学，主动担当弘传中国文化的使命，恳切培养后学，这是先生的自觉选择，是他的精神需要，也是时代和环境使然，也反映了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义情怀。
　　先生对弟子的影响，不在于某个具体的学术结论，而在于真诚的为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提携后学的热诚心肠。先生的学问确需有人继承，不然失传了很可惜。不知道先生的学友学生中，可有人愿意淡泊名利，唯道是求，精心钻研先生的学问，发扬光大。如果有人能够把学理性、思想性、智慧性、体验性和心性境界融为一体，写出一本能够“普渡众生”的著作，那真是功德无量了。(完)（作者系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