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鹏
　　前些日子，因老家的旧房要拆，需提前回去收拾一下老家的东西，不料在右侧房间的一角，仍保存着一样珍贵的物件——缝纫机。
　　曾经风靡一时的缝纫机，早已淡出人们生活的视线，没想到此刻却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轻轻地揭开盖在缝纫机上的花布，那藏于缝纫机肚底的机头上“华南牌”三个烫金的大字瞬间便跳了出来，一闪一闪地在眼前晃来晃去，仿佛在向我诉说她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生产力十分落后，物质匮乏，单车、缝纫机、手表、布料等均是紧缺物品，需凭票才能购买，一台缝纫机丝毫不亚于现在一辆高档的汽车。
　　父亲是信用社一名普通的职员，具体负责一个大队（村委会）的信贷与吸存业务，每天都要走家串户，由于自然村多，村庄分散，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父亲凭着出色的工作和业绩，赢得同事们的好评与领导的信任，获得优先安排一张牌价购物票，该票既可买单车，也可买缝纫机，甚至可选手表。
　　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拥有一辆单车，方便父亲下乡，保障父亲按时回家吃饭。可谁也没想到，父亲想买的竟是缝纫机。他觉得缝纫机实用，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六个儿女的缝缝补补和穿衣问题。
　　好不容易获得这张牌价票，本是喜从天降，却成了一家人幸福的烦恼。一是为钱所困犯愁；二是父亲与母亲意见不一，到底选缝纫机还是单车，左右为难。
　　父亲毕竟是在银行工作的，擅长算账，他算过一笔账，一家九口人的穿着一年下来至少要花50元的裁缝费，如果买缝纫机，不出三年就可以赚回一部缝纫机的本钱。经父亲这么一算，母亲最终尊重了父亲的决定。
　　那时最好的品牌就是上海生产的，如蝴蝶牌缝纫机、凤凰单车、中华牙膏等都是响当当的名牌。父亲本来也想买蝴蝶牌缝纫机，就是因为价钱贵，要240多元，而广州华南牌缝纫机仅需140多元，苦于囊中无物，只好买回了“华南牌”。
　　即使是华南牌缝纫机，在当时偏僻落后的乡村，也算得上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了，一时之间轰动了全村，引来了村中不少的大婶大姐们前来观看，一睹“华南牌”的风采。
　　母亲一个人不但要挑起家里的割草与家务，还得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一天下来已经够累了，如今又买回了缝纫机，怎么办呢？正当母亲为学裁剪的事发愁时，父亲似乎早有预谋，显得十分淡定，不出几天，师傅闻风而来，他正是远在吴川沾村的阿旺，母亲的表弟，这是母亲事先根本没有料到的。
　　母亲正准备跟阿旺学裁剪时，又一次没想到阿旺竟然教的是父亲，母亲既感到惊讶又惊喜，惊讶的是裁剪本是家庭主妇的天职，而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惊喜的是父亲竟然如此体恤自己。
　　父亲从圩上买回了一批布料，阿旺一会儿拿尺，一会儿拿起五颜六色的粉片，一会儿拿起大剪小剪，比比画画，手把手地教父亲，父亲像个小学生一样，虚心学习，不耻下问，或许是阿旺教导有方，或许是父亲接受能力强，师徒两人非常默契，不到一个星期，父亲就基本掌握了裁剪的要领以及缝纫机的操作技能，阿旺赞不绝口地夸父亲学得快。
　　学艺期间，在阿旺的指导下，父亲为我们六弟妹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那年的冬天虽然很冷，但第一次穿上父亲做的新衣，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父亲的一剪一开，一缝一合，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缝出了一家人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我们弟弟妹妹美丽的人生。
　　尽管缝纫机早已退出了当今的历史舞台，但父亲在黑夜里的煤油灯下，在缝纫机前一前一后踩着踏板，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犹如一曲曲美妙的旋律，不时在我的心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