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
　　先生在生活方式和作息制度上的严格自律也令我惊奇。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规定好了每天锻炼、工作、歇息、休闲的时间，早睡早起。先生的生活规律是跟他的老师华中师大老校长韦卓民先生学习的，韦卓民先生的生活习惯又是跟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学术传人学习的，韦先生是到德国留学过的著名学者。因为这个“传承”关系，我的作息也很有规律，从大一开始也养成了散步和跑步习惯，很长时间内也积极把中学就开始练习的武术坚持下去。我经常看到先生晚饭后在校园中悠闲散步；有一次细雨蒙蒙，我在寸金桥公园晨跑，先生也在晨跑，他看到我连声说“好好好”。先生每次和我通电话，都叮嘱我要好好注意身体，说这是学术的本钱。先生一生积极有为和自我管理的意志力相当强大，身体底子也相当好，对自己的健康长寿充满信心。
　　先生日常人际交往的一些细节，也给了我生活锻炼和人生启发。应该是大一或者大二的时候，先生委托我在化州买一种黑瓦煲，我找遍了能找到的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只好买了一个棕黄色的带回。先生开头有点不高兴，可能觉得我做事情不上心，说为什么要买这种，我也有点委屈，赶紧解释了，先生马上反过来安慰我。在我读大学之前，我父亲和先生有过工作上的交集，因为他们都做过中学领导，但并不熟悉，只是后来我读大学后才来往过两次还是三次，先生待我父亲甚为周到热情。我到华师读书后的第二年，一九九三年八月我父亲去世了，我闷在心里，没有告诉任何老师和同学。后来我到湛师探望先生，先生问起我父亲去世的情况，我大为惊奇：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可惜当时我没有问。几年后先生打电话叫我考研，我竟然也没有问清楚先生当年是怎么找到我单位电话的。
　　跟先生读研之后，北师大一位教授到先生家做客。先生让我到火车站接车。因为时间有点晚了，接到教授赶回学校上楼梯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忽然意识到教授年纪大了，上楼梯不方便，赶快慢下脚步搀扶教授慢慢上楼。先生和教授相谈甚欢，谈到了人格和学术的关系，谈到淡泊名利的问题，也谈到了招收博士生问题，教授是一位很有风骨的和蔼长者，跟先生说话也时时转头看我，目光满是爱护欣赏，我也终于放下心来，总算完成了一件事情，没有给老师丢脸。
　　先生也给我们讲述过他与朱光潜、宗白华、周谷城、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等先生的交往，展示过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言语中充满了对鼓励和支持过他的前辈学者和朋友同道的感激。
　　先生对学生的事情，事无巨细都很关心，视如家人，而且自觉实行“终身负责制”。如此尽心尽力的导师实在少见。读研期间，隔一段时间就让我们到家里聚餐，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其乐融融。当年我们硕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尤西林先生，经过一番比较“激烈”的答辩，给了我最高分第一名。先生也很开心，带我们逛桂林，游漓江。这两年，将近九十岁的年纪，回忆起过往学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可见对学生爱之深念之切。
　　先生的学术影响力也令我惊奇。先生主持中文系系务期间，文艺学学科聚集了一批新锐中青年学者，实力是很强的，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我们读研究生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点，只知道自己的导师是著名美学理论家。研究生毕业出来工作，身边的同事基本上都知道先生大名，也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们对先生的尊重，才体会到先生在美学界的分量。先生的代表作《审美中介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中国美学的学术经典之一，并非风靡一时而过眼云烟之作。在先生的学术知音眼里，先生是美学界文论界宗师级的存在。但先生长期在一所普通本科院校任教，甘于边缘，远离中心，也被敬仰者称为“学术逸民”。
　　不管是被视为学术名人还是学术逸民，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学界公认的。先生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在唁电中如是评价先生：“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教育家，也是我校杰出校友。他一生奋斗在中西哲学、美学和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领域，著作等身，卓有成就，为中华文化与美学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先生的道德、文章，为海内外所景仰。他提携后学，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劳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将永远嘉惠学林，激励后学。”这是全面而到位的评价，令学生们感到欣慰。
　　能以“嫡传弟子”的身份跟着先生做学问是幸运的。先生的学术思维博大深邃，看问题往往统观全局直探根源，理论推演步步为营细致入微，具有极其鲜明的体系意识和逻辑路径，这样的学术功力非一般学者所能有。他用“逻辑建筑术”建构起来的中西美学文艺学体系，理路之清晰，分析之明彻，材料之扎实，体现出先生学术意识的高旷和纯粹。这得益于先生的哲学眼光和知识积累。我刚入读大学，先生就一再跟我说文史哲不分家。当时记住了这个观念，当然也没有很真切的体会，但随着学术兴趣和学术视野的扩大，看天看地看人间，看心看物看世外，多少也有一些“意境”。从高考录取到博士毕业，当我在求学生涯中依次走过历史（政治）-中文（美学）-哲学（宗教）等专业的学习旅程，也能自然而然地跟我的学生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了。
　　先生很能因材施教，根据我们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特长为我们开拓学术前途。他希望我们能接触学术大家，学有高标。毕业前，先生带我们到北京“游学”，拜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著名学者，我近距离地见证了牟钟鉴先生、陈传才先生等著名学者的学识、为人和教书育人的大家风度。过后三年我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牟钟鉴先生主持的宗教学学科的博士生，可惜由于自己的各种原因，没能赴读。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了地方高校工作。先生对我的人生选择是有所抱怨的，他跟夫人“抱怨”：“潘永辉不够听话，要是听话，今天已经很有名望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确实太重要了，这也是先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出的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先生早年人生坎坷，错过许多机会，后来刻苦治学，奋发成才，期间也得到过不少前辈学者的提携，将心比心，所以对后辈学生关怀备至，一心托举学生。我读大一时先生就跟我说过，人生有两个关键的大门，一个是进大学的门，一个是出大学的门；前者决定自己的事业基础，后者决定自己的事业环境。现在回想起来，从成就学术事业的角度看，先生为学生指引的，确实是一条通向辉煌的道路，而我出大学门的路没有走好，对一生事业确实是致命的影响。年轻时懵懵懂懂，可能也有点自以为是，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某种“使命感”或“命运”吧，我有我的人生因缘，境遇一度非常难受，令人精疲力尽。但心性也在磨砺中清醒了，人生机遇错过了就错过了，也不需要去后悔。先生固然对学生抱有遗憾，却也是充分肯定学生的：“永辉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学业，很有牺牲精神……”先生对学生也是充满了自信和自豪：“永辉是很有智慧的人……”这是先生对我人生追求的理解和认可。从学术方面看，我是辜负了恩师期望的，但另一方面，我也在继续探索着先生晚年尤其注重的传统文化和心性学问，因此又并没有辜负，我也自信不会辜负的。
　　先生逝世前十几天，我朦胧梦到先生在教学。先生逝世前几天，我在苦苦参究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是无常的？先生逝后，吾心一直抑悒不乐，深处有哭声。先生喜引王国维名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晚年说他自己：“总觉人生匆匆，学术研究也一片渺茫”、“几乎一无所得”。这是先生的诚和谦，是先生最切己的人生体验和省思，也表明先生治学由“有”归“无”，渐趋向以“空”纳万识的心性之境了。学术可以有助于安心，也可以扰心。历尽人生境况、遍尝知识滋味之后，放下未必不是清欢。毕竟无论如何在知识的丛山中开拓，都只是在有为世界中寻找有迹之路，有迹者皆非本体，真知无知，一切所知所识也可以说是“迷”。以禅境言之，学术知识乃是浮物，可以呈现于澄澈本心，但不能代替本心，以知识为本心就是“迷”，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自觉的话，对宇宙人生的一切感知、一切所知所觉、一切探讨、一切结论都是“迷”，整个呈现出来的身心世界（以及意识所认为的“无”的世界）都是“迷”。先生主张以西学为治学手段，以中国心性之学为人生归宿。我深以为然，我已过天命之年，意识到自己治学大半生，没有得到什么真知，越求知越无知，只觉自己无知，也越来越愿意无知，想忘掉这世上的一切知识，忘掉一切所知，直到自己能够忘记自己。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倘若都忘我绝学了，谁来弘道觉世？于是在忘与不忘、出世与入世之间，便须有一份自由自在的把握，先生晚年潜心探究中国传统诗学和乐学，非无因之为也。
　　先生辞世后的几天，我脑际总是浮现一句古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先生是化州江湖镇人，走出去时是家乡的骄傲，归来时是一方水土的象征。先生身后事一切从简，骨灰归隐于家乡。这也好，大道至简，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谨以此文纪念先生，愿先生安息、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