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伟栋
　　《隋书·谯国夫人》里载：“及宝卒，岭表大乱。”为什么冯宝一死，岭南就大乱？带着这个问题，我翻遍我能看到的古今关于冼夫人的研究资料，可是结果令我失望，所有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都阙如，概不问津。
　　我以为，如果能解决这个疑问，不仅于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冼夫人》有莫大的帮助，且对“冼学”研究极为重要。于是我继续搜寻资料，苦苦思索。
　　思索一：“及宝卒，岭表大乱。”这次岭南大乱和萧勃叛乱有没有关系？
　　（一）弄清冯宝死于何年何月，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可惜的是，《隋书·谯国夫人》没有留下冯宝逝世时间的记录。关于冯宝的卒年，历代史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壬午下记有这样一段话：“高凉太守冯宝卒，海隅扰乱。宝妻冼氏怀集部落，数州晏然。其子仆，生九年，是岁，遣仆帅诸酋长入朝。”明正德年间所编《琼州志·郡邑沿革表》载：“梁末，宝卒，岭南大乱。”清人谭应祥撰有《冼夫人全书》，该书称：“敬帝改元年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冯宝卒，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
　　《冼夫人全书》只说冯宝死于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却不知在哪个月。《琼州志》只说冯宝死于梁末，连那一年都说不清楚，更为笼统。《资治通鉴》说冯宝死的这段话，看似有年有月，其实也不明确。若按这段话在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壬午之后的次序来看，冯宝应是在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死的。但若按“其子仆，生九年，是岁，遣仆帅诸酋长入朝”这句话来看，则又不然。因为这句话只是说明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冯仆率诸酋长入朝，所谓“是岁”，即指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至于冯宝在此年何月死，却没有明确的说明。《资治通鉴》这样记述冯宝的死及冯仆率诸酋入京，显然是依据《隋书·谯国夫人》所谓的“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至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其子仆年九岁，遣帅诸首领，朝于丹阳”来敷演的。《资治通鉴》把冯仆进京的时间精确到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而冯宝逝世的具体时间，却不能确定。关于冯宝卒年的记述，三说各不相同。
　　《资治通鉴》、《琼州志》、《冼夫人全书》虽不能有力说明冯宝的卒年，但有一个共同点：既不指明冯宝死于萧勃叛乱期间，也不指明这次岭南之乱是由萧勃引起，而都遵循《隋书》所载冯宝死，岭南即大乱的事实。
　　（二）从同是“正史”的《梁书》、《陈书》关于萧勃叛反时间的记述来看，《隋书·谯国夫人》记载的“及宝卒，岭表大乱”这“公案”可能与萧勃无关。
　　《梁书·敬帝本纪》载：“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亦即陈永定元年）二月庚午，广州刺史萧勃举兵反，遣伪帅欧阳頠、傅泰、勃从子孜为前军，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以兵会之。三月庚子，文育前军丁法洪于蹠口生俘傅泰。甲寅，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世远于始兴攻杀萧勃。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广、衡三州；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并皆不问。”《陈书》与《梁书》记载一致，也说明萧勃是在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开始叛反，同年四月即被陈霸先彻底平定。《资治通鉴》也因袭此说。
　　如果认为《资治通鉴》记述冯宝的卒年较《琼州志》、《冼夫人全书》接近“事实”，较为“可信”的话，那么《资治通鉴》把冯宝死一节放到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中来，其意自然是指冯宝死于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或更前一些，但绝不会前到陈永定元年（公元557年）去。就算《资治通鉴》之意可把冯宝的逝世时间往前移到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一月，与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四月萧勃叛反被平定也相距九个月时间了，何况这是不大可能的事。可见“及宝卒，岭表大乱”与萧勃叛反之乱风马牛不相及。
　　（三）从《隋书·谯国夫人》“及宝卒，岭表大乱”的记述程式来看，也说明这次岭南大乱与萧勃无关。如果这次岭南大乱是因萧勃叛反而引发的，而冯宝又刚在这时死去，那么史料中该不该这样记述：“勃反，遇宝卒，岭表大乱”？或者“及宝卒，遇勃反，岭表大乱”？
　　综上所述，“及宝卒，岭表大乱”与萧勃叛乱无关。
　　思索二：陈霸先对冼夫人的疑心才是引发这次岭南大乱的原因。
　　这个问题必要与“《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是写给冼夫人的吗”的问题一起来谈。我的看法，此问题与彼问题有必然的联系。
　　（一）冯宝一死，岭南就大乱。仅仅是因为冯宝在岭南的地位至关重要，冯宝一死，别人再无法控制岭南的恶劣环境、紧张局面，岭南又坠入无政府状态而出现混乱吗？显然不是。冯宝再重要，也比不上冼夫人。“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隋书·谯国夫人》里这段话交代得清清楚楚，冯宝祖上三代在岭南为官都可说是政绩不佳的。好在冯宝与冼夫人结为夫妻后，冼夫人这个贤内助起了重大的、决定性的作用，自此冯氏才可能在岭南真正立稳脚跟，逐步赢得百姓的拥戴。应该说，冯宝在岭南能施展抱负，治政治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均与冼夫人分不开。冯宝死了，岭南百姓眷恋这个好官，怀念这个好官，极度悲伤不奇怪。可又怎么能引起大乱呢？这种毫无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自然不能成立。况且冯宝虽死，冼夫人见在。冯宝在生活上是冼夫人的“老公”，可在治政治民方面，只能算是冼夫人的学生。如果没有冼夫人从旁帮助，导以爱民为宗旨的治政方略，冯宝再有能耐，也可能重踏祖上“号令不行”之覆辙。如果说冯宝死后，冼夫人便控制不了岭南局势，那将是很滑稽的事。
　　（二）为什么说陈霸先对冼夫人的疑心是引发这次岭南大乱的原因？我做这么大胆的推测，有如下理由：
　　（1）冼夫人在岭南的群众基础及政治地位使陈霸先生疑。
　　高凉郡（治址在今广东省阳江市）居岭南两粤要冲，所谓“项领”去处，所以梁中央政府决定在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州治在今广东省阳江市安宁旧州村），以西江都护孙冏为刺史”（《南史·萧励传》）。
　　明黄佐编《广东通志》载，梁代的高州刺史，孙冏为第一任，随后继任次第为兰裕，李迁仕，侯安都。根据《梁书》、《陈书》等“正史”记载，这四任高州长官，只有前三位确实在高州任职，侯安都这个高州刺史之职是挂名而已，并不到任。《陈书·侯安都传》没有侯安都出任岭南高州刺史的记载，但在《陈书·高祖本纪》里却有这方面的记录：“［高祖（陈霸先）］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卫台省。”《资治通鉴》敬帝绍泰元年（公元555年）也记录下这句话。正史虽有侯安都为高州刺史一说，但却没有记录侯安都到岭南高州任职之事。从《陈书》侯安都整个传记来看，侯安都自随陈霸先北上讨伐侯景后，就再也没有离开陈霸先左右，一直在战场上冲杀，哪有分身之术回岭南高州任职呢？
　　侯安都虽然没有回到岭南高州任刺史之职，但朝廷事实已颁发诏命，《广东通志》将其归入高州刺史一栏本也没什么大碍。可是《广东通志》中将徐嗣徽这人记入梁代岭南罗州（今广东省化州市）刺史一栏便有可能是错误的。《梁书·王僧辩传》载：“世祖（梁元帝萧绎）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并会僧辩于巴陵。”《资治通鉴》简文帝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也因袭这个记录，且文下有胡三省音注曰：“《五代志》：湘阴县，梁置罗州及岳阳郡。湘阴，隋属巴陵郡。”《梁书》没有说明这个罗州在哪里，而《五代志》却注明在湘阴县（今湖南省湘阴县）。如果《五代志》不误的话，那么梁代当有“南”、“北”两个罗州。自然徐嗣徽此湘阴罗州与彼岭南罗州不同一个地方了。因为关于岭南罗州（今广东省化州市），《五代志》也有记载：“高凉郡石龙县（今广东省化州市）旧置罗州。”照这样说来，明黄佐所编《广东通志》关于岭南罗州刺史徐嗣徽的记载很有可能是错误了，至于是如何错的，我们姑且阙疑。
　　不惟“罗州”在梁代有南北两个，且“高州”也有南北两个。《五代志》一云：“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县立高州，在隋海康县界。”《五代志》又云：“高凉郡，梁置高州。”在《梁书》、《陈书》、《南史》、《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记述的孙冏、兰裕、李迁仕、侯安都都是这个岭南高州的刺史。这是“南”高州。
　　“北”高州呢？《陈书·黄法氍传》载：“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氍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高州诸军事，信武将军，高州刺史，镇于巴山。”这江州四郡是哪“四郡”呢？《陈书》没有指明，《资治通鉴》敬帝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中也只说：“诏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倒是文下胡三省注云：“四郡，盖临川、安成、豫章、巴山，以其地在南江之西，负山面水，据高临深，因名高州。”这临川、安成、豫章、巴山四郡在梁代时属江州辖地（见《中国历史地图集》），都在今江西省境内。胡三省之说出自何典，究有何据，我们姑且不去管他，既然《陈书》说明这四郡在江州辖下，便与岭南广州所辖的高州无关。也就是说，黄法氍所任的这个高州刺史，还有后来那个纪机所任的高州刺史，都是江西的“北”高州刺史，并非岭南的“南”高州刺史。
　　说到这里，有读者不免会问。侯安都所任的高州刺史会不会就是江西的“北”高州刺史呢？不会的。因为《陈书·高祖本纪》写得明白，侯安都这个高州刺史的记载是在梁绍泰元年（公元555年）十月间的事，可知侯安都任高州刺史之职时是在梁绍泰元年（公元555年）十月或更前的时间。江西这个“北”高州的设置，据《陈书·黄法氍传》记载，是在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资治通鉴》说得更为具体，是在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十一月的事。
　　我们弄清楚南北高州、罗州的设置及其历任官员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岭南高州刺史李迁仕自被冼夫人赶走后，继任侯安都又没赴任上班，高州刺史之职一直阙如。
　　冼夫人爱国爱民，因而赢得岭南各族人民的拥戴，实际掌领了高州军政大权，继而又统领了朱崖洲（海南岛），从此据有岭南近一半的境土。萧勃被消灭后，岭南事实再没有人可与冼夫人抗衡，陈霸先怎能不担心呢？
　　（2）由于彼此身份地位的变化，陈霸先已将冼夫人这个过去与自己并肩作战，共讨侯景时的亲密战友升格为角争最高政治权力的强劲对手了。
　　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十月，陈霸先在岭南率部应诏北伐侯景。这时的陈霸先，职务只是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实际权力相当一个中级州刺史，在岭南算是中层官员。由于得到冼夫人军事上及经济上的大力援助，陈霸先先后击败了蔡路养，刘蔼、李迁仕等诸路叛军，较为顺利地在江州（今江西）建立了根据地，队伍迅速壮大，和王僧辩一样成为湘东王萧绎讨伐侯景的两支生力军之一。梁承圣元年（公元552年）三月，陈霸先部在建康（今南京市）大破侯景军，侯景在逃亡中被部将斩杀，为害达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乱”终于平定。陈霸先因功一路升至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司空等职务。袭杀王僧辩后，陈霸先扶梁武帝萧衍之孙，梁元帝萧绎之子萧方智继皇位，陈霸先因功晋升为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平定王僧辩旧部反叛及击败北齐入侵之军后，陈霸先进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晋封为义兴郡公。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亦即陈永定元年）四月，陈霸先举军讨平岭南的萧勃叛乱，陈霸先因功“进为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陈霸先至此已位极人臣，于是在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十月取代梁朝，建立陈朝，做了皇帝。
　　陈霸先起初在岭南起军北伐时，与冼夫人的宗旨都是一样的：保家卫国，讨灭反叛。因而这时的陈霸先和冼夫人建立了深厚而纯洁的战斗友谊，彼此信任，共赴国难。陈霸先被历史推上统治阶级的金字塔顶后，其政治抱负起了质的变化。陈霸先原来致力维护国家安定的雄心壮志已演变成致力维护他陈家天下的迫切愿望。这迫切愿望驱使陈霸先生派出种种离奇古怪的猜想：陈朝刚刚建立，北齐、北周会不会来犯？那个拥有重兵而又不肯屈服的王琳会不会来找他的麻烦？岭南的冼夫人尤其令陈霸先揪心：过去陈霸先与冼夫人一同讨伐侯景，保卫梁朝，固然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现在陈霸先取代了梁朝，自己做了皇帝，冼夫人还会支持他吗？现在的冼夫人已不是过去的冼夫人，已由一个区区的高凉郡太守夫人成长为拥有千军万马的三军统帅，须知冼夫人已经据有高、崖等州一大片土地，而岭南百姓又那么拥戴冼夫人。陈霸先深知冼夫人的德能，如果冼夫人举兵向他问罪，或者拥兵自立的话，将是令陈霸先深感头痛的事，陈霸先怎能不担心呢？
　　（3）《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是陈霸先对冼夫人怀疑的重要标志。
　　李迁仕被歼灭后，高州刺史之职便空缺出来，梁朝廷当时正处于侯景之乱中，无暇顾及远在岭南的高州刺史之职，冯宝这个高凉郡太守自然而然“兼”了高州刺史。
　　陈霸先扶萧方智继了帝位，他自己也当了丞相，掌控了军国大权，所谓“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图（《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应该说，这时的陈霸先已有“践祚”的准备了。消灭萧勃后，打了一辈子仗的陈霸先一喘过气来，便意识到将来能威胁他“皇权”地位的只有岭南的冼夫人了。《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虽然表面不乏“客气”的口吻，但实质上是陈霸先煞费心机警醒冼夫人：不要和他陈霸先争天下，或者搞独立。另就是要求冼夫人遣子入质。可以这样说，《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是陈霸先向冼夫人发出不信任信号的重要标志。
　　陈霸先起初任侯安都为高州刺史，杜稜为石州（今广西藤县）刺史（《陈书·高祖本纪》），便是不信任冼夫人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后来任欧阳頠为广州刺史，欧阳盛为交州刺史，欧阳邃为衡州刺史，这欧阳一门三杰，分别镇驻岭南的东、西、北三方，是不是为了控制冼夫人在岭南的势力呢？如果是的话，这便是怀疑及制约冼夫人的继续了。
　　冯宝尚在，陈霸先不便撕破脸皮派官员强行取代冯宝。冯宝死了，陈霸先以为机会来了，再不能错过，当即派官员赴任高州。可想而知，岭南百姓拥戴冼夫人，共同心声便是：冯宝死了，朝廷何不让冼夫人或其儿子继为高州之主？这是其一。其二，冯冼氏在岭南治政有方，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现在朝廷派新官员来，这新官员能有冯冼氏那么爱护百姓么？如若来的是贪残的官吏，老百姓怎么过活？如果往不客气方面来说，冯宝、冼夫人所守之土原是梁朝领土，如今陈霸先夺了梁朝的天下，岭南老百姓拥戴冼夫人捍卫梁朝领土，不让陈霸先派新朝官员入岭南也是理直气壮的。因此，冯宝一死，岭南百姓不满陈霸先派官员取代冯冼氏之举，以致引起骚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即“正史”所说的“及宝卒，岭表大乱”的缘故。
　　当然，冼夫人从来都没有图王争霸的打算，而是始终以维护国家安定统一，民族和谐团结为己任，摒弃一切私心，“怀集百越”，向百姓晓以国家、民族之大义，终使“数州晏然”，岭南又归于稳定。
　　冼夫人知道陈霸先对她起了疑心，深思熟虑之后，毅然派遣唯一的、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率领岭南众酋长入京朝见陈霸先。冼夫人敢遣子入京，表明不会“反”陈霸先了，陈霸先疑云顿释，高兴之下，封冼夫人年仅九岁的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太守。按我国封建帝制的惯例，女子是不能为官的，所谓“祖制”。陈霸先不给冼夫人行政职务，而让冯仆当阳春郡太守，彼此心照，一个九岁的孩童能行政治民么？还不是由其母亲冼夫人扶政主宰。
　　（4）从陈霸先封冯仆为阳春郡太守后，陈朝廷不再派官员任高州刺史的史料记载来看，也可作为这次“岭表大乱”是陈霸先不信任冼夫人所引发的佐证。
　　《陈书·欧阳頠传》载，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正月，陈霸先授欧阳頠“都督广、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罗、爱、建、德、宜、黄、利、安、石、双十九州诸军事，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职务。这岭南十九个州，有“高州”在内，这是发生在冯仆进京（冯仆于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十二月进京）前的事。可是到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一月，陈宣帝陈顼诏命沈恪为广州刺史时，却是“都督广、衡、东衡、交、越、成、定、新、合、罗、爱、德、宜、黄、利、安、石、双十八州诸军事”（《陈书·宣帝本纪》、《陈书·沈恪传》）。这个“高州”跑到哪去了呢？无独有偶，陈太建四年（公元572年），陈宣帝把沈恪调为领军将军，由陈方泰代为广州刺史，“都督广、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罗、德、宜、黄、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诸军事”（《陈书·南康愍王昙朗传》）。明明写着是十九个州，但按数点来只有十八州。这个问题，《广东通志·前事略》也注意到了：“谨按：沈恪征为领军，即以方泰为刺史。所督之十九州，传备列之，只十八州，其一州不知为何州也。”对于这个问题，就是《陈书·南康愍王昙朗传》的“校勘记”也疑惑不解：“都督广……崖十九州诸军事，按数之只十八州，疑脱一州，或‘九’当作‘八’。”
　　奇怪吗？其实也不奇怪。这个所“脱”之州，会不会便是“高州”呢？因为自梁至陈，岭南高州（州治在今广东省阳江市安宁旧州村）从未撤置（见《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何广州所辖的高州在这里没有反映？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可否大胆地推测：陈霸先证实冼夫人不会“反”后，干脆再不派官员去岭南任高州刺史之职，就让冼夫人行使高州刺史之权好了，亦即让冼夫人自治高州，所以从此陈朝廷任命广州刺史之职时，在其管辖的州下故意“隐”去高州之名。或者魏征这个贤相确实有“良史之材”，在审定“梁陈齐周隋”五史时，考虑到陈霸先的“特殊身份”，还考虑到陈霸先与冼夫人的“特殊关系”，隐去这里的“高州”之名，其目的就像隐去“及宝卒”，便“岭表大乱”的真正成因一样也未可知，所谓“史家曲笔”，意味深长，用心良苦。一句话，九岁的冯仆被封为阳春郡守后，陈霸先同时默许冼夫人为无行政头衔的高州之主。
　　明吴国伦赞冼夫人诗曰：将号万人敌，兼长久所难。高州女刺史，奋颜何桓桓。一代叛臣谋，反侧旋自安。十人故有妇，岂必皆巍冠。
　　吴国伦在这首诗里便称冼夫人为高州女刺史。
　　又如清屈大均赞冼夫人诗云：三朝绣幰自天来，百战金戈向日开，保障谁如女刺史，功名能冠越王台。
　　屈大均也称冼夫人为女刺史。所以，我们说陈霸先让冼夫人掌管高州军政大权，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作者单位：电白区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