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嘉慧
　　我的母亲给我做过很多饭，给我洗过很多衣服，给我铺过很多床单，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她，两颗心并不能因为这些“很多次”而彼此真正靠近。
　　我的母亲是70后，在一个有四方天井的瓦房里长大。母亲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每天都在家里洗全家人的衣服，而且还要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干一些农活。母亲只读到小学六年级就因为家庭原因迫不得已辍学了，凭借着这短暂的求学生涯，她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常自豪地跟我提起，她小学当的是班长，而我竟然没有继承她的衣钵，但当我上了初中后，她就再也没说过这些。辍学之后，母亲进厂打工，关于这段经历，某次我大学临近期末，她打电话问我是否很期待回家，我在电话的那边支吾半天说了句还行，她责怪我这样冷淡，她当年在厂里打工时，天天盼望着假期，临近回家的前一天都是激动得睡不着觉的。母亲也许就是在进厂打工的岁月中遇到我父亲的，然后结婚。在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已经一起经营一家杂货店不知道多少年了，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但稳定并不代表不艰苦。
　　在大学时，当我试图跟母亲畅谈我的理想时，她总给我泼一盆又一盆的冷水，她说我肯定不知道日日夜夜吃青菜吃到掉眼泪的生活是什么滋味，没有钱我也许将寸步难行。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跟我们住的那间杂货店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吗？”她对我说。
　　我记得。一楼是店面，要上二楼的话没有楼梯，只有一个木质挂梯孤零零地趴在那。而所谓的二楼，只是一个逼仄得只能容下一张床和一台电视机大小的空间，它低矮到你甚至不能整个人站起来，人在这个空间内只能屈着身体，春夏秋冬都只能窝在这里休息。而卫生间则在离杂货店一百多米外的一个小走廊里，里面漆黑一片，只有尽头有一盏灯。
　　尽管我的童年生活已经远去，这些日子对母亲和我来说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但这些塑造了她，也塑造了我。
　　但又远远不止是这些塑造了我。我在初中求学时，便开始远离家庭生活，从那时起，学校和社会对我的影响超过家庭。在高中，我回家的时间更少了，和母亲交流相处的时间也随之缩短。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她，问她能不能来接我回家，我已经忘记了在电话另一端的她具体说了什么，只还记得淡淡的几个字：妈妈没有妈妈了。她非常平静地说了出来，我有点惊讶，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否有安慰她，亲密的话语从来没有在我和她之间出现过。我记不清外公是何时去世的，只记得他患了痴呆症，他可能会将人们拿给他的钱塞到嘴里，而我的外婆，头脑清醒，一直是个亲切且慈祥的人。
　　后来，我读了大学，在大学里我接触了更多的东西，古今中西，似乎可以无所不有，但我和母亲之间的距离在某个方面来说也越来越远。母亲永远不知道我在思考什么、想什么，尽管她尝试沟通，但结果常常不尽人意，没有几句话，迎接我们的便只有沉默了。在我看来她理解不了为什么一本书会对我如此重要，为什么一把吉他我要一直不辞劳累地带着。
　　而我的这些想法，时常使我焦灼。
　　我读过许多这种类似的文字，不管是《第一个人》，还是《回归故里》，又或者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些都是有关于“隔阂”的故事。安妮·埃尔诺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写她的母亲：
　　“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
　　我明白当自己在母亲面前用她听不懂的ABC说话时想要的是什么，我那时遗忘掉我是站在谁的身上读柏拉图，在得到塑造我的一切。当然，我的母亲也许不会想到这些，她会单纯觉得我很混蛋，然后开始大声跟我讲话，吼完后让我不要介意，她说话从来如此。但我知道，还有太多东西是她没说的，那是岁月使她习以为常而已经遗忘要说出的。
　　某天，当饭桌上冒起腾腾的热气时，我们会知道这又是一桌她做的饭菜。当她看到我时，在明亮的四盏白灯下，她是否会在我正年轻的脸上看到自己当年在暗淡的光线下照镜子时的样子，那时她多么年轻稚嫩。一身流行的服饰，一头到肩的黑色短发，莞尔一笑，就像每一个青春正好的年轻人一样，拥有着尚未被长期疾病侵扰着的健壮身体。
　　而我说了这么多，或许只是想说，我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