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乔松老师响应党的号召，从文化经济繁华的珠三角，来到文化经济落后的粤西，再自动请缨到了更偏远落后的化州杨梅。
　　王乔松老师多才多艺，执教之余，喜欢弹琴、粤曲。晚饭后，特别是夏天，喜欢抱一把琴，在学校门前那开满火焰般花朵的凤凰树下，边弹边唱，自娱自乐。这在当时的乡村，实属新闻，更具浪漫！很快，王老师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体育活动中，成了当地篮球裁判。当年杨梅举行重大的篮球比赛，常见他戴一顶白色小布帽，操一口纯正的广州话，含着口哨，打着犯规或得分的手语，深得球员的信服和观众的好评。
　　非常幸运，我读小学六年级，王乔松正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王老师视我为得意门生，每次作文讲评，必拿我的习作在班上朗读，然后点评一番。我毕业离校后，听师弟妹们说，“逢作文讲评，王老师还时不时夸你的作文写得好、爱读书。”听罢，一种感激之情，一种被厚爱之情，暖遍心窝！
　　写好作文，除了熟读课文，还须多读课外书，但乡村小学没有图书馆。好在王老师藏书多，他给我提供了足够的课外读物，看完一本，又给一本，源源不断。记得在王老师任教的这一学年里，他给我提供了各类学生优秀作文选，还给我推荐了当年山药蛋派赵树理的作品，荷花淀派孙犁的作品，广东散文大家秦牧的作品。此外，还有《红嫂》《红岩》《青春之歌》《半夜鸡叫》《林海雪原》《香飘四季》等等。
　　王老师自费订了一份《羊城晚报》，对每期的“花地”栏目，很是欣赏，他阅后就贴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供我们阅读。对好文章的精彩部分，王老师常常用红笔在下面划上浪线，写下赞语。课余饭后，我和同学们常常驻足报前，读得津津有味；对老师打了记号、写了赞语之处，更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爱不释手，喜不自禁，就像蜜蜂扑在花朵上采蜜，久久不愿离开。有一天，我突发奇思、异想天开，什么时候我的文章也能发表在这里呢？
　　晚自习，王老师坐在讲坛上批改作业。每改到我习作时，常常把我唤到跟前，和颜悦色，亲切有加，从遣词造句到篇章结构的优缺，一一指出。此外，还写眉批、总评，详尽之至，认真至极，感人泪下！同时，对圈出的错别字，要求错一个纠正两行，抄在作文后；对标出的错病句，错一句要求纠正两遍，抄在作文后。我自然毕恭毕敬，一丝不苟，按老师的要求纠正于作文后。
　　教室后壁，有一块大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几个剪纸红字“语文学习园地”。内容有改病句、划分句子成分、造句、组词、解释、填空，等等。王老师把这个园地的抄写任务交给我，我感到无尚光荣，每周抄一黑板，兴致勃勃，整整一个学年，从未间断。在抄写中，我的语文基础知识也得到提高，小学升初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全班同学的整体语文成绩，也位列全公社前茅。
　　最使我难忘的是，有次深夜，我突发高烧、头痛，忍不住呻吟起来。同舍同学被我的呻吟声惊醒了，班长陈亚贵立即跑到楼上叫王老师。王老师闻声起床，提了热水瓶、拿了发烧感冒药，匆匆赶下楼来，当即冲了一包“扑热息痛散”给我喝；然后，又用“万金油”涂抹按揉我的头部、面部、手脚等处经络、穴位。渐渐，我微微出了汗，退了烧，头也不痛了，感觉舒服多了。王老师神情凝重，像慈父般守候在我的床前。最后，他摸了摸我的手脚、额头、脊背，确认退烧了，无碍了，才放心回去。这时，远远传来隐约的鸡啼声。瞬间，师恩满满，师恩悠悠，涌动于心，我鼻子一酸，眼眶一热，泪水禁不住随之而出！
　　我也被王老师严厉批评过一次。王老师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长，负责《文园文艺》编辑。有次，王老师叫我和班中两名同学张贴《文园文艺》壁报。贴到最后，还剩一稿，刚好是我们班的稿。我擅自撤了别班同学的稿，把本班同学这一稿贴上了，正沾沾自喜。王老师来了，看看壁报，发现了问题，顿时变了脸色，对我严加批评，并叫我立即撤下本班这一稿，换回原稿。王老师批评说，你这是小团体主义，是一种扩大的个人主义！要不得，影响团结，影响大局！语气严肃，声色俱厉。我心悦诚服，甚至希望王老师多批评我几句。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事情还一直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感动着我，教育着我，激励着我。今天又一次想起，情不自禁写下这些，聊作我对王乔松老师深深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