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绪银姚大斌葛翠茹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原创性命题，此后又经常强调“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为此，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学术前沿》杂志编辑部及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了“构建好新时代共产党人‘心学’理论体系”的倡议，呼吁理论界要把“共产党人的‘心学’”作为一个具有当代特征的哲学理论形态来构建和发展，为新时代的党性教育提供更加有效的学理支撑。最近，中央党校出版社同时推出了薛伟江的《如何修炼好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以下简称“薛著”）和马明伟的《学思践悟共产党人的“心学”》（以下简称“马著”）两部专著。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对“共产党人‘心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了比较系统的探索，为深入构建“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体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填补了现有学科体系中的一大空白领域，读后给人颇多启迪和思考。
　　按依靠自力或他力来区分，人类的传统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欧美等社会体为代表的神本信仰，一是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人本信仰。神本信仰的根本支撑是《圣经》等宗教典籍，而中华民族的人本信仰的主体支撑则是以心性哲学为核心的儒家经典。对西方等社会体而言，宗教既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也是其社会道德体系、道德权威的基础载体。达尔文的进化论无可置疑地证明了人类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而不是上帝创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信仰的可信性。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不断张扬，日益对西方宗教信仰构成致命冲击。上世纪末，伦敦《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堂而皇之地刊登出一幅上帝“去世”的“讣告”。这醍醐灌顶地警示人们，依靠宗教来维系的社会信仰大厦只是空中楼阁。不言而喻，中华传统心性哲学，无论曾经多么优秀，也不可能直接服务于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塑造，而必须经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时代化的理性信仰体系的基石。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心学理论形态，自信的时代更应该构建好发展好自己的心学，为坚定理想信念、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把握历史主动创造条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重大新理念的深层意蕴所在。可见，构建好发展好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体系确实意义特殊而重要。薛伟江和马明伟率先对“共产党人的‘心学’”的结构化、体系化进行的系统探索，正是这种使命感、紧迫感的体现；他们的两部专著的出版，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已初步具有理论形态的标志。
　　心学乃论心治心之学、心性修养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本源和核心，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滋养浩然之气的源泉和动力所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引用阳明心学名言“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的语境下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概念的。没有数千年的心学传统，哪有当代形态的心学可言？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中华传统心学，“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心学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产党人的‘心学’”的系列论述和共产党人百年历程中的心学实践学理化、体系化，构建起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的“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这无疑将是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创新，不仅对创新党性教育的起点、方法和路径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构建当代中国的哲学形态和信仰大厦也具有重大意义，值得我们为之尽心竭力。薛伟江和马明伟的两部专著在构建“共产党人‘心学’”体系上，既共同遵循了“第二个结合”的路径，又各有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方面，薛著的聚焦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哲学人生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注重以“不忘初心”为核心范畴来构建“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体系，致力为解决新时代人类共同的精神问题和价值问题提供新思路。马著则首先用了4个章节的篇幅来“静心聆听总书记谈‘心’”、“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维度”，努力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来揭示和展开“共产党人‘心学’”的体系框架。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域上，薛著围绕“能不能把党性修养讲得更有古典性、更富传统文化色彩”的角度，在对新时代共产党人所应具备的理论修养、宗旨意识修养、知识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和政治修养展开论述的同时，对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和理、心和性、气和能、诚和信、德和行、命和运六对范畴，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六个修养环节，论述了传统修身学说与党性修养理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马著则聚焦传统心学乃论心治心、激发“心力”之学的深厚底蕴，通过传统心学的丰富理论资源与现代心理学的融合，来建立“初我—大我—忘我—无我”的党性修养层次及党员成长模型，力图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的理念构建一套理论和方法体系。
　　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无穷无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藏、“两个大局”背景下的复杂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了构建“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的具体路径的多样性。薛伟江和马明伟的两部专著虽然在范畴和概念体系上迥然不同，但也启示我们至少可以达成这样几点共识：“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心学文化特别是儒家心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心学文化在21世纪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在“共产党人的‘心学’”的学术定位上，它既是新时代党性教育的必修课，更是为新时代党性教育的课程体系提供“不仅能够震撼一瞬间、激动一阵子，而且能够铭记一辈子、影响一辈子”的新起点、新路径和新方法；同时，如同传统心学既承担培育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精英又承载社会教化功能一样，“共产党人的‘心学’”作为21世纪的心学，也必须担负起新时代信仰体系对人性的升华、对民心的凝聚、对社会共识和“历史合力”的塑造的神圣使命。有了这些考量，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一部著作、一篇论文是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人的‘心学’”。这或许对“共产党人的‘心学’”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
　　【《如何修炼好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薛伟江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9月1日；《学思践悟共产党人的“心学”》，马明伟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年9月1日】
　　（作者方绪银系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广东茂名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二级巡视员；姚大斌系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葛翠茹系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