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忠仁
　　周仲伟先生1990年5月从高州县委书记调任茂名市政府秘书长，后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退休。退休后到市促会当副会长。30多年来，我俩有过几个阶段的工作交集，他给我的勤、廉印象，使我终生难忘。

勤政的典范

　　早就听高州人说，周仲伟从参加工作时起就是一头永不言倦的牛，从不见过他闲，从不听他说累。他到茂名市政府任秘书长后，我有机会近距离体察这头牛的风采。秘书长这角色不好当，政务事务多得很。那时，他工作不分昼夜，真正做到白天以办公室为家，夜晚以家为办公室。每天晚上，他不在办公室就是在家阅看文件、看书学习，研究政策、写作发言材料（一直以来，除了党代会、人代会、三级干部会工作报告外，其他会议讲稿都是他自己亲自撰写）。他告诉我，每天都是半夜过后才休息。他也没有周六日，只有周六七。记得1991年农历除夕这天，已经下午4点多了（那时除夕这天不放假），我离开办公室后习惯性地逡巡一遍办公区，发觉他还在办公室忙。我说，还不回家？他说，还不到下班时间，回什么家？1991年，市政府决定于当年5月28日举办第二届荔枝节，规模比第一届（市外贸局主办）大得多，他当筹备工作的头头，千头万绪，除了节务安排，还为届时荔枝究竟是否成熟费尽了心（到5月20日还不见荔枝从青变黄，我们数次到根子柏桥向何书记请教，他作了肯定答复才放心），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连续八九天很少休息。过后他对我说，这很平常呀！1991年，国务院部署全国勘界工作，信宜与阳春的县界勘测列为广东勘界的试点。他担任市勘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信阳界大多以天水为界，山高林密，路陡途长，加上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行政管辖权和山林土地所有权的理解有混误，因此工作难度很大。他既谋大局，作部署，又身先士卒，带领有关人员深入信宜县合水、新宝、思贺等三个镇，从合水镇上排村海拔千米的鸡笼顶，沿几十公里山脊行到思贺镇桑垌村海拔千米的八排顶，早出晚归，穿荆度棘，忍饥挨饿，苦不堪言。由于准备工作充分，群众思想工作做得好，阳江方面又配合协作，信阳线勘测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省勘界办的表扬。1992年夏秋间的某一个星期，我没见过他的影子，以为他出差了。待见到他时，只见他眼眶乌黑，面容憔悴，很疲倦的样子。他对我说：这几天是他工作以来“最辛苦、最难受、最痛苦”的日子。原来，前段全市发生自然灾害后，各县（区）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港商捐赠了一批车辆，以解决办公车辆奇缺问题。想不到这事被国家某机关发现，他们派了两个处长来查处，要求茂名市政府3天内把车辆全部收回上缴国家！车辆去向各有千秋，加上各地认为这些事在珠江三角洲司空见惯，因而思想相当抵触，在这样的情况下3天内全部收回谈何容易！他便住在某招待所一间房办公，日夜联系协调追踪督办，几乎没有离开过这间招待所，终于完成了任务。同时，他又千方百计派人到外地寻找政策和事实依据，阐明茂名情况，摆出论据，据理力争，与那两位处长“吵”了两天，终使柳暗花明，成功化解了一场风险。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病了一场！
　　他到老促会任副会长后，依然是一头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老区破危学校改造时，他与正副会长分组下乡，逐间检查督促，跑了300多间学校，工作绩效受到省老促会的充分肯定；老区镇卫生院“改薄”时，他与正副会长们深入80间农村薄弱卫生院，从调查研究到改造方案，从资金筹措到质量监督，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省的表彰；在开展老区公路建设时，他与会长邓刚、副会长吴瑞福等人积极当好参谋助手，主动参与，紧密配合，许多老区公路建设现场都留下汗水和足迹；在开展老区青年技术培训活动时，他与名誉会长黄春藻、会长邓刚等老领导亲自去高州考察了几间技校，最后选定广东迪奥理工学校为培训基地，使一批老区青年学到技术顺利就业；在解决老区群众“饮水难”工作中，他与副会长黄涛等人深入调研，做好规划和计划，并深入缺水或饮水不安全的老区村庄，检查指导和督促，成效显著；市扶促会开展助装假肢、多指（趾）矫正、“光明行动”、赠送轮椅等助残活动时，他与副会长谭普芬等人除了去有关医院联系及为减少手术费“讲数”外，还每项、每次都亲临现场，慰问受益对象，追踪手术效果，给残疾人送上温暖；在推进“科技兴果”工作时，他与副会长陈子璜、沈芸等人既当指挥员，又当执行者，除组织技术培训、良种推广活动外，还深入现场具体指导。他拿着皮尺对所挖树穴的长宽深度进行度量，甚至爬上果树对芽接质量进行摸查，对嫁接芽头一一点数！因此，他受到了肯定性评价：“周会长管钱管到分（基金），管木管到芽（嫁接梢）。”他六七十岁了，血压血糖偏高，体态又较胖，爬上树木对芽接情况进行摸查点数，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几年后，他年纪增加体力下降了，在同仁们的强烈反对之下，他才改变做法，虽然还亲临现场，但却委托年轻人去摸查点数了。有一年，据某县级市老促会不完全统计，他当年因老促会、扶促会工作下乡到该市多达50余天！长期跟随他工作的人曾总结出几句明贬实褒的话：跟着周仲伟，吃尽苦和累。不但跑疲腿，还要亏了胃。

廉政楷模

　　周仲伟在茂名地区不但以勤出名，而他的廉更著称。他能吃，但不贪吃；清贫，却不贪财；面对眼花缭乱的氛围，能坚持底线，坚定信仰。终生律己严苛，两袖清风，保持清白。
　　我听过不少人讲的关于他廉洁方面的故事。曾在高州县委办公室工作的茂名市老促会副会长杨君说：“上世纪80年代机关掀起篮球热，周书记不入球场，但也是县委球队的领导和观众，因此每年球队都分一套球衣给他。到他调任茂名市政府当秘书长时，他把这些球衣折叠整齐，全部送回给办公室。”高州市老促会副会长刘君，与周仲伟相交几十年，互相知根知底，对我讲述了如下故事：“周在高州县当书记时，我在大坡公社当书记。他每次下乡到大坡，都要求与公社干部一样吃饭堂，如果加了一盅瘦肉汤给他，他一定要多交一倍伙食费。我的爱人农转非后没有工作，去山上砍了一些木柴，堆放在厨房里。周书记每次来大坡，都从我家拿些柴回城，每次也就三五十斤，但是要过秤后按市场价给回钱才肯带走，如果不收他的钱，即使称了扎好了，他也不要，以后便形成称柴付款的习惯。他当县长、书记后，年节不免有人送些土特产来，他要求家人一律拒收。如果谁放下就走人了，就要家人一一登记，不能留放的吃掉，按市价折回钱，用信封装好，写明送物人姓名，节后借回访为名，将信封交给当事者；如果能存放的，节后也以探访为名，将物拿给回原主。这种习惯形成后，不管是谁也不想再麻烦他了。久而久之，年节时他家十分清静。他和我都退休后的某年春节，我送点土特产到茂名给他，说明退休后改改过去的习惯吧？他坚决不收，牙血都讲出后，他只好拿点家中的东西与我交换，并声明将来再如此，你连我的门也不能进！以后，我们都践行了承诺，君子之交，只是电话问候，不再提钱物之事了。”有一个与周仲伟共事过的老领导告诉我，老周讲廉洁，不会顾及同事的面子：“他当县长时，一次带领县四套班子成员及各局、镇主职领导去长江三角洲考察乡镇企业。旅途中有人向覃副县长反映，大家无肥皂洗衣服，要求每人分发一个肥皂。覃副县长说，要买就买香皂，既可洗衣又可冲凉。负责后勤的人向周汇报，周不同意，经多人反映，才勉强同意每人发一只一角八分钱的肥皂。也是这次，有几个局长书记不带热水杯，途中很不方便，县企业办陆主任做好心人，用单位钱为每人买了一只保温杯。这事被周知道了，作了严肃批评，要陆自掏腰包，经多人做周工作，最后只好由各人自费了事。这些事，看似寡情，实则是防微杜渐啊！”
　　我与周仲伟先生有几个阶段的工作交集，切身体会到他的廉洁之举无人可及。他当秘书长时，我当副秘书长。彼时，机关单位办实业成风，设有小钱柜。由于偶然因素，办公室办经济有了几百万元收入。当时干部职工工资收入低，市场物价又高，家家生活清贫，大家认为这是单位和干部职工共同集资获得的效益，应把这笔钱中一部分作为集资分红发给大家。方案送到他那里，他认为这笔款坚决不能分，计划只能泡汤了。大概是1990年8月，长期在他家食宿的两个亲戚想到市六小读书，办公室文教科去该校联系，被该校拒绝了，理由是“周不是市级领导”。实际上市府秘书长兼市府党组成员，算得上市领导，只要他给学校领导打个电话，事情也许能够办成。但他认为这样就有谋私嫌疑了，只是劝那两个小孩回家乡念书。茂南区有个老上访户，市政府每月接访日他必来上访，当时我分管信访，接访了十几次这个人。一次我向周汇报此事，他笑着说：“他还是我的远房亲戚呢！”于是我建议他向有关部门打招呼，能否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他摇了摇头，说：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里为适应形势发展计划开展区划调整，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他作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当主任，我作为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当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从市直机关抽调12位干部组成专班。他首先把办公经费放在市府办账户专账管理，认为既省事又可以防漏洞，然后约法三章：接待不超标，公饭要节俭，歌厅舞场禁止去，送礼要有度，办事要做到“鸡要肥又要轻称还要便宜”。我们按照他的要求，下乡或出差用餐时绝大多数是白粥炒粉加一碟青菜，或者是一碗面条；接待上级民政机关来调研的客人（厅级的市里接待，处级以下的由我们接待），除了按规定标准外，最多是加一盘米粉或面条，多炒一道油菜；去广州或北京探访有关人员时，也是带一些茂名的土榨花生油或番薯去，从来不搞“红包”、利市之类的东西。那几年，我们在荔熟时节也会给有关人员送点荔枝以表达情感，但每次都不是送价钱较贵的桂味和白糖罂，而是送黑叶，认为黑叶最有荔枝味，价格又便宜，符合他的“鸡肥轻称价便宜”的理念。记得有一次我们三四个人跟随他去拜访某厅一个业务处长，去前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决定只买了110元以内的礼品去。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又是第一次上门拜访，更需要人家指导业务，买这点东西去就算私人相探也显少，何况是以市政府名义去的。我们几个人心里直嘀咕。但他坦然如常，谈笑风生，根本不把所送礼品少当作一回事。好在那个老处长也是极其廉洁之人，在后来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导。到市老促会当“义工”后，他依然保持廉洁之风，坚持讲勤、讲廉，从来不贪、不占。2007年之后每年基金收益二三百万元，他管紧钱袋子，不乱花一分钱，以致出现亲自拿尺量度树穴长宽深、爬树点数嫁接芽计工钱的事情。为了社团少支出一个铜板，他不计个人辛劳甚至冒险的代价！这种律己严苛、极度廉洁之人，真是点着灯笼也难找！
　　我曾向他请教：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政治运动连绵，您为何丝毫没有受到冲击？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您身居高位，为何能不行差踏错摔跟头？他笑了笑回答：人活在世界上，只要从始至终做到勤实清廉四个字，包你洪福齐天！
　　周先生于今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了，享年86岁。他虽然驾鹤西去，但他的勤廉精神，将还会作为亮点，留在许多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