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卫
　　“丝绸之路”原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为这条贸易通道上运输的商品以中国丝绸最为著名，故名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历史悠久，但将这条交往通道以丝绸之路命名，却比较晚。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又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形成了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丝绸之路就是指由汉唐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西域地区，通往欧洲和非洲的路线，又被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绿洲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除了包含这条“沙漠丝绸之路”之外，又包含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西行经亚欧草原通往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由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印度通往欧洲的“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由中国东南沿海经南海、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到达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
　　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国南方广大区域的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是一个善于水上活动的海洋民族。活跃于山东半岛的齐国方士文化中，也不乏海洋文化的基因。
　　秦汉六朝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在西汉，无名的汉使从南中国海西渡黄支，开辟了海上丝路的新纪元；在东汉，罗马帝国的幻人和使者相继沿海上丝路来到中国，开启了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对话；在三国，吴国使者朱应、康泰出使扶南，足迹遍及今天的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这一时期，法显、智严、佛陀跋陀罗等无数中外高僧大德往来奔波于海上丝路上，为佛教东渐和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活跃于海南岛和粤西地区的巾帼英雄冼夫人及其冯冼家族，为维护海上丝路的畅通留下千古佳话。这一时期，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海外贸易有了显著的增长，为唐宋海外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
　　西汉开启海上丝路
丝绸之路的名称总是和西汉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张骞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公元前139年，年仅17岁，继承西汉皇位才刚刚两年的汉武帝刘彻，已经开始展示出雄才大略的气概。这一年，汉武帝为了彻底解除西汉政权所面临的来自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威胁，派出了一支由张骞率领的外交使团，计划西行穿越由匈奴人控制的广袤地区，到达今天阿富汗境内，寻找受匈奴人欺凌压迫而迁徙到那里的大月氏人，并与他们结盟共同对付匈奴。张骞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大月氏，完成了载入史册的“凿空”壮举，大大拓展了汉朝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经过多年经营，两汉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强大，而匈奴的威胁则逐渐烟消云散。虽然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和贸易往来在张骞之前早已存在，但学界依然将张骞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先驱。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经略北方沙漠丝绸之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乎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一支属于少府的外交使团，在一位黄门译长的率领下，从南中国沿海的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港口等地出发，乘坐蛮夷船只南下西行，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旅程，最终到达印度南部的黄支国。与名扬天下的张骞西行相比，被《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无名汉使出使黄支的海上航行活动，显得十分低调。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汉使西渡黄支，是“赍黄金杂缯而往”，“杂缯”就是丝绸。因此，汉使往返黄支的路线是名符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学者公认，《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汉使出使黄支国的234字的描述，是载入中国正史的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说明中华文明之中并不缺少海洋文化基因，说明中国人在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使出使黄支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世人只知道张骞出使西域，而不知无名汉使西渡黄支，这种片面的认知，亟待彻底纠正。
　　海丝与中西交流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分别是东西方文明的中心。虽然中国的丝绸经过丝绸之路沿线商人的不懈努力和辗转贸易早已走进罗马人的视野，成为罗马贵族趋之若鹜的奢侈品，但两大帝国的直接交往，却直到公元2世纪才得以实现。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年，西南夷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经永昌郡（郡治在今云南保山附近）来到东汉都城洛阳，朝见天子，贡献方物，并献上来自海西国的“幻人”魔术师。关于此次事件，《后汉书》分别在《安帝纪》、《西南夷传》和《陈禅传》中都有记载，足见史家的重视。
　　学界更多倾向于认为，海西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大秦幻人，就是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掸国西南通大秦”，显示这些大秦魔术师是沿海上丝绸之路经掸国来华的。最有可能的路线是以印度南部为中转站，渡过孟加拉湾，抵达缅甸伊洛瓦底江河口，再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到达云南。这是有史以来，正史所记载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交往，大秦幻人也成为“文献上所见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继公元120年大秦幻人来华46年之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些大秦使者只是打着使者旗号的商人，但更多人认为，这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建立正式官方交往关系的开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的努力。在此之前，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但由于安息人的阻挠，甘英的行程止步于波斯湾，未能实现东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直接对话的壮举，留下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称之为“使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的一声长叹。因此，彪炳史册的东西方最早的直接交往，注定属于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和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属于海上丝绸之路。公元97年，公元120年，公元166年，这三个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年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分别发生于陆上（西北）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三条东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上。
　　海丝与佛教传入
佛教东渐，无疑是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围绕汉明帝感梦遣使真伪问题、《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牟子理惑论》撰写年代问题、佛教输入中国路线问题等，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讨论。时至今日，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定论，但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主流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比如《牟子理惑论》撰写年代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撰写于汉末三国时期。
　　在佛教输入中国的路线问题上，长期以来，陆路输入之说占据上风。荣新江先生认为：“综合已有的历史文献及80年代以来的考古图像资料，特别是考虑到阿富汗最近新发现的公元1世纪早期的佛教文献，我认为佛教从西北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经陆路传入中国的说法最为合理。”季羡林先生指出：“佛教从这里（按：至川缅甸路）以及海路传入中国，也是历史事实。只不过在最早的时期只能通过中亚而已。”
　　佛教海路输入说，也不乏其人。梁启超在上世纪20年代初完成的《佛教之初输入》一文，认为：“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冯承钧先生指出：“中国之识天竺，天竺之识支那，源来已久，贡献虽始于汉和帝时，两地交通为时必更古也。当时通道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道之先……由是可以推想及于佛教输入问题，交通既不限于一道，输入之地则不应仅由西域一途……可见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是欲寻究佛教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曾长期致力于西域史地文物研究的马雍先生综合汉文文献以及佉卢文字资料，认为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于中国境内，成为一股移民的热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取陆道者越过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一些人继续东进，到达洛阳。
　　伴随着这股中亚人移民中国的浪潮，佛教也同时沿海上丝路和陆上丝路传至中国境内，从而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古今中外，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并非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而往往呈现出跳跃式传播，跨越式发展的态势。佛教东渐之初，洛阳、彭城一带的佛教可能比于阗、交趾要早。
　　海、陆两条丝路共同构成中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与岭南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由于弘法护法僧人的不懈努力，使得两地之间的交通更加畅通，交流更加频繁。敦煌、西北丝路与岭南之间以僧人群体为主体的这种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十分引入注目，远远超出了后人的想象。在西行泛海求法的僧人当中，有许多僧人出生于敦煌和西北丝路沿线，很值得关注，也彰显出海上丝路和岭南地区在佛教东渐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僧众群体西行求法活动最为活跃、最为频繁的时期。而西凉州（今甘肃酒泉一带）人智严，是这一群体中的杰出代表，其贡献完全可以与法显比肩。智严少年出家，为求法，翻越葱岭，到达佛法繁盛的罽宾国，即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并遇到著名高僧佛陀跋陀罗，在智严执着诚恳的邀请下，佛陀跋陀罗和他一起，经过3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沿海上丝绸之路回国。佛陀跋陀罗，译名觉贤，他将系统禅法传入中国，并首次将《华严》大部翻译出来，使华严学在中国开始兴盛，对中国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中国佛教史上，智严的名字是和佛陀跋陀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没有智严，就没有佛陀跋陀罗来华。
　　由于材料有限，时至今日，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但毫无疑问，佛教海路传播的可能性不容置疑，佛教东渐中海上丝路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三国时期与东南亚的交往
　　三国鼎立时期的吴国，海上贸易和造船业都十分发达。“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也。”孙权在武昌督造的内河楼船，一艘甚至可以容纳三千人。东吴的庞大船队经常出没于北起辽东半岛、南达南海的航线上。
　　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经海上丝路来到交趾，被交趾太守吴邈护送至东吴首都建业，受到了孙权的亲自接见。为了建立与大秦国的联系，孙权指派手下官员刘贤率领男女20余人护送秦论回国。可惜这次旅程因为秦论在中途病故，而不得不提前终止了。
　　几乎在交趾太守吴邈护送大秦商人秦论到建业的同时，受孙权和交州刺史吕岱的委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开启了他们出使林邑、扶南等南海诸国的海上旅程。扶南是公元1至7世纪中南半岛南部古国，领土大致包括今天的柬埔寨、越南南部以及泰国东南部地区，是当时东南亚地区国力最为强盛、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朱应、康泰在出使扶南国期间，移风易俗，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深受扶南王范寻的赏识和器重，扩大了中国在南海诸国的影响。他们在扶南还遇到了来自中天竺的陈、宋二位使者，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诸多关于中天竺风土人情、佛教传播等重要信息。朱应、康泰回国以后，将他们出使的所见所闻分别撰写为《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传世，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弥足珍贵。可惜这些珍贵文献的原书均已失传，只在《艺文类聚》、《通典》等类书和史志之中保留了片言只语，成为今天研究中国与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交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继他们出使之后，南海诸国扶南、林邑、堂明等国国王纷纷遣使朝贡、奉献方物。相传东晋著名医学家、道教理论家葛洪青年时期曾经游历过扶南。
　　到南北朝时期，扶南等南海诸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扶南、林邑、师子国、狼牙修国、盘盘国、丹丹国、干陀利国、婆利国、中天竺、北天竺、大秦国等国先后沿海上丝路来到中国，向南朝皇帝奉表贡献。梁武帝天监三年（504），扶南王憍陈如阇邪跋摩遣使来梁朝贡献，并赠送珊瑚佛像，被梁武帝敕封为安南将军、扶南王。扶南在佛教东渐过程中，也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诸多中亚、南亚的高僧大德经扶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传教弘法。扶南著名高僧僧伽婆罗、曼陀罗和须菩提也先后沿海路来到梁朝，史称“扶南三僧”。
　　冼夫人及冯冼家族与海上丝路
　　梁武帝大同初年（535），流亡到岭南的北燕皇室、梁朝罗州刺史冯融的公子冯宝，与岭南俚大人首领冼氏家族联姻，标志着深刻影响岭南历史200多年的冯冼家族登上历史舞台。在冯冼家族杰出领袖冼夫人（约522~602）的统领下，汉族与岭南越族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南中国的海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脱离中原王朝管辖500多年的海南岛，在冼夫人的运筹帷幄之下，再一次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从此再也没有分离。长期以来，海南岛的居住民族以越人为主体，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在海南岛上设立儋耳、珠崖二郡。但由于汉族官员的贪腐和残暴，设立不久的的儋耳、珠崖两郡，先后在公元前82年和前46年，被迫撤销建制，海南岛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从此中断。到南朝梁武帝时期，被尊为“岭南圣母”的冼夫人利用自己与海南岛居民同为越人的独特优势，在海南岛大力推行汉族先进文化，移风易俗，改善民生，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最终实现了中原王朝对海南岛的有效管辖。
　　冯冼家族活跃于今天粤西地区的茂名、阳江、湛江和海南岛一带，处于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是冼夫人的名言和行为准则。冼夫人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势力，奉行民族团结政策，保境安民，和辑汉越，支持梁、陈、隋三朝在岭南的有效治理，保障了南中国海域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曾将一件扶南犀杖作为信物赠与陈武帝陈霸先，这件扶南犀杖也成为海上丝路的历史见证。
　　总之，秦汉六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书写了精彩的篇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一带一路”伟大构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探寻海上丝路文明的源头活水，显得尤为必要。（原载《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七辑》，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