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
　　儒家被大多数人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传统社会中官方指定的正统管理学说。其在先秦时期的思想言行及社会效用，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孔子是儒家的正式创立者。孔子祖先为宋国贵族，三岁丧父，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勤奋好学，博学多才，精通礼乐。孔子曾任鲁国小大官职，后因政局动荡，离职流亡，奔走于各诸侯国孜孜传播其政治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晚年退而讲学，删修六经，专注教育，奠定儒家学说之体系基础。后经历代统治者褒奖弘扬，被尊为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影响巨大。从管理学角度看，可以说孔子是中国传统世俗社会中大大小小统治者、管理者名义上的总导师。
　　那么，孔子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管理期待和管理意境呢？还是让我们从大自然说起。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其实离不开对大自然意境的领悟。你看春天来了，风调雨顺，天地温润，气候适宜，万物蓬勃生长。这样一种天地乾坤的氛围，就是天地乾坤的“仁心爱意”，是天地乾坤孕育万物的底蕴。“仁”，可以看作是生命的起源，是世上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没有宇宙天地的“仁”，万物无从出生成长。一个人，如果内心只有寒冬般的阴冷肃杀之气，没有仁爱，自己是不能健康成长的，也让别人感到恐惧，抑制别人的生机。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仁爱氛围，相互伤害，那不能叫家庭，只能算是冤家债主的聚头；一个单位、企业，如果没有仁爱氛围，人际关系恶劣，相互恶性竞争，那也不算是一个集体，只能是盲目谋生者聚集的生物圈；一个国家社会，如果统治者、管理者缺乏仁爱之心，压迫普通民众，如果普通民众也缺乏相互爱惜，不能互相帮助，这样的国家社会，肯定缺乏和谐感、幸福感和向心力、凝聚力，不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之人，通过体会大自然的神妙意境，懂得了“仁”的重要性，并且身体力行地推行仁爱之道。从中国传统“气”论看，“仁”就是天地的和善之气。一气流行，畅顺无阻，化育万物，各就其位，这就是宇宙天地的和谐安泰气象。如果乾坤不能交泰，天地不能互动，气息不能流通，那宇宙天地无从显现其化物生机；如果社会隔膜对立，人心冷漠无情，人人压抑着心事，不能抒发感通，那社会人心也无从显现其育人生机。这天地之仁、和谐之气，落实到个体身上，就是人心的善爱之情。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爱，爱就是超个体性的人际、人伦关系，是人与人、人与群的和谐适宜关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生而为人，但并非人人都知道自己生而应如何为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仁心，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怎么办？那就要教育，要培养，要锻炼。在春秋乱世，孔子认为涵养“仁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克己复礼”，通过外在的“礼”（礼制、礼仪、礼貌）来规范、引导自己的思想行为，所谓忠、诚、孝、悌、敬、爱等传统道德观念，就这样应“仁”而生。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启迪了孔子及其先贤的道德观念，这在今天仍然有着无可代替的意义。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不少管理者从减少支出、精简人员或市场竞争、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提出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想以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劳动者。这当然是有巨大意义的，意味着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生产力得到提高，但是也应该想一想，假如一个单位、企业全都是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组成的，这样的单位、企业有“人”的气息吗？有“生活”的气息吗？有存在的意义吗？例如今天盛行的“打卡”式管理，这是运用无情的“物”对有情的人进行管理，控制是方便了，精确性和绩效可能提高了，可是同时人也“物化”了，人际关系也冷漠了，人对工作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也降低了。过分物化的管理方式，如果走向极端，恐怕会结出反人性、反人类的迷误之果。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需要。现实的人，不可能完全脱离劳动的。管理是为了人的劳动、人的存在而服务的。如果人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机器，管理还有什么意义，单位领导、企业老总还能有什么人格魅力和管理艺术？所有的管理，都应该是“人本管理”，不应该是“物本管理”。在日益物化、技术化的当代社会，温习一下孔子和先贤们的“仁学”管理思想，其实是对人类管理初心和管理人性的回归，对拯救现代西式管理的物化病大有启发。
　　学“仁”而有所成谓之“君子”，具备管理社会的资格。孔子说：“学而优则仕。”按孔子的意思，只有成为君子了才可以进入仕途，不具备君子的德行不可以走上仕途。但现实社会中，并非每个君子都可以或愿意走上管理岗位，官场上也并非每个人都是君子。这就产生了君子在朝与在野、君子与小人的关系问题。千百年来，无数人都感叹过自己或他人怀才不遇，也感叹过君子斗不过小人。连孔子自己都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见孔子的管理思想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容易推行。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替孔子提出一个观点：即使没有掌握权力，“君子”照样也可以是社会管理者，进行的是精神管理或者文化引导。胸怀大志、德才超卓的思想者、知识者们，从来都是未来社会（企业）的设计者、规划者。即使不掌握权力也不要自叹，暂时斗不过小人也不要自叹，只要自己的理想符合社会需要和历史要求，总有一天可以变成现实。历史上，无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都能够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为维护社会正义、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支柱。
　　我们可以把孔子的管理思想概括为“仁生天物，德成人事”。天地以“仁”生养万物，人类以“德”经营人事。“仁”是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比孔子出生早一点、资格老一点的老子则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个从生之爱惜的视角，提示为人处世的人文之道；一个从死之超脱的视角，提示为人处世的自然之道。学者们习惯了把儒道两家对立起来，认为儒家是入世之学，道家是出世（超世）之学。其实可以有更深的理解。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婴儿的柔和之心不会有伤人之意，而成人的仁爱之心也总是柔和的，两者有近通之处，只不过老子所说纯真天然一点，孔子所说老成敦厚一点。就管理者的为人处世修养而言，在待人上，不妨以儒家仁爱之道，这样人际关系亲切些，在待己上，不妨以道家自然之道，这样可以把生死得失看透些，心态洒脱些。
　　孔子的仁学为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接受为官方管理哲学，不是没有理由的，其思想意识承传自中华上古先民的宇宙人生体悟。至周公的“以德配天”和礼乐之教，治国理政的“仁心”指向已清晰呈现。对比之下，西方宗教神话里有造物主用洪水毁灭人类和万物的传说，而中国古代神话没有类似的传说，基本是救世的传说。这就是文化潜意识，孔子只不过是把这文化潜意识明确完整地表达出来而已。历代统治者哪怕再不愿意，也不敢公开违背集体性的文化潜意识。所以孔子的仁学在中华文明史上是有巨大意义的。然而，其历史局限也很严重，主要表现在：其“仁学”缺乏底层、民众立场，不具有普适性，容易成为统治者伪饰借口；其提倡的“礼制”与其“仁心”也有矛盾，容易落入等级名分之禁锢，为统治者所利用，终至被近代新文化运动作为封建礼教打倒；其“君子”之说也颇有个人“精英”色彩，缺乏底层、民众立场，历代儒家学徒多依附于统治者，为统治者效力。毛泽东曾评价云：“孔学名高实秕糠。”斯言严厉，但良足思考。直至现代“为人民服务”政治理念的提出并推行，孔子的“仁爱”之说才算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