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辉（市区）
　　自有人群，便有“管理”。管理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譬如，如果你真正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万物相连、命运相依的整体，那么在社会观和人生观上，你就会珍视苍生，以民为本，平等待人，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工作方法上，运用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实事求是等原则，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在人格修养上，会自觉地起带头作用，有团结爱护、互助合作的集体精神，有积极向上、乐观无畏的生活态度，有牺牲奉献、担当天下的英雄气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个人主义，你当官的目标就不会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保官位，谋私利，为此你可以不择手段，什么厚黑学、关系学、宫心计，甚至更恶劣更残忍的权术，都有可能用上。
　　讨论管理思想，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管理者的权力从何而来？”上古先民们对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认知不清，辨析不明，在大自然的巨大威力和统治者的强大威势面前，只能笼统地把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归因于神秘的“天”，中国古代所谓“天意”、“天命”、“天子”的说法，就反映了这样的混沌心理。如果把“天”人格化为有意志的主宰者，“天”就变成了“神”，所谓“君权神授”的说法，就是这种天命心理的变迁。然而，人间的利益冲突和地位对抗是如此现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承认你家的权力来源于老天的独宠，凭什么老天把权力交给你家，而不是交给我家？这么一问，“天命”、“君权神授”之类的权力思想就会受到挑战。那么这类思想又怎么变通以求自保呢？那就是“以祖配天”，我的权力虽然不是老天直接交给我的，但是我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而我祖先的权力又是“奉天承运”而来的，所以我的权力有合法性来源。这样的说法，在血缘为本、宗法为制、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中，还是有巨大的慑服力的，由家而国，以“孝”言“忠”，传统社会家国权力的稳定交接就得到了长期的维持。
　　然而，如果从先祖那里继承了权力的统治者无德无能，根本不足以领导民众，甚至祸国殃民，那这样的统治者还有统治民众的资格吗？凭什么别人不可以取而代之？于是，“以德配天”的说法又逻辑地历史地产生了。上天有好生之德，统治者必须向天学习，具有参赞天地化育、庇护人间万民的品德和能力。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在中华文明史上，至少在西周时期，经过周公的深谋远虑的不懈努力，“以德配天”的观念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共识”。例如西周贵族子弟，作为官二代和未来的正式官员，他们在学校里要学习德、行、艺、仪等四大方面修养，其基本内容就是后人所熟知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其核心就是所谓的“明人伦”。《礼制·王记》记云：“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可以见出这是传统社会典型的德性和德行教育。从此，中华文明的“德治”政识便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官学的大雅之堂。
　　那么，这个“德”具体又是什么呢？该在哪里找呢？诸子蜂拥，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不一而足。春秋时的老子提到了“道”的境界，他说宇宙人生有着很深的奥妙，可称之为“道”，你领悟了道境，从“道”中有所“得”，这就是“德”。这说得还有点玄乎，一般人不容易领会。那么，有没有简单一点的修德办法呢？孔子提到了“仁”的境界，仁者爱人，人心能开发忠、孝、敬、爱等种种心意，这就是仁心的表现。墨子则认为孔子的仁爱之心强调从亲人开始而后及于他人，不够平等广泛，他提出大家要“兼相爱、交相利”，不分远近亲疏，他和他的弟子甚至为了帮助社会他人不惜牺牲自己，后人以“侠”字形容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而扩展了“义”的意涵，展开了“义”与“利”之辩，利者自利，义者宜人，他要求君子士夫当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节操。荀子则继承了自西周兴起而至孔子再次强调的“礼”学，主张“以礼正国”，通过礼制规范社会等级秩序。韩非子则把荀子的“礼”强化成了“法”，从官本位出发，要求“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说表面似与“德治”逆反，然亦不可能脱离“德治”大背景。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后千年历史陶炼，由先秦儒学演变而来的宋明新儒学，提出了“理”的概念，以天理辖治社会人心、政制权力。至此，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管理思想臻达巅峰。近代以来，国势倾颓，欧风美雨猛烈冲击，中华传统政制在欧美政制面前显得老态龙钟，不堪比对，国家民族何去何从？众辩纷纭，莫衷一是。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红色文化与毛泽东思想诞生，“人民”一词终于登上至高地位，“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群众路线”等成为新文化新时代的宗旨、目标和方法，中华管理思想自此融贯中西古今，开辟了新境界。
　　以上这些关键词的串连，大体上可以看作中华文化管理思想的基本线索。从现代管理理念回溯，可以看出中华传统管理思想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对“德”的特别看重。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心是善感的，人不能总是活在僵硬无情的社会关系中。自觉的“德”，可以自然而然、春风化雨地润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君子德风”，管理者注重个人修养，可以带动社会关系和社会氛围的和谐。由这一点看，中华管理思想强调“德治”传统，很有其合理性。然而，从今天的政治观念看，传统“德治”路线主要靠的还是管理者个人的“修齐治平”的自觉性，而不是“群众路线”，在传统政治体制中，服务的对象主要也是传统社会的统治阶层，而不是“人民群众”，因此传统管理思想也是有着严重缺陷的，以致早就有人指责封建统治者的管理权术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表法里”。今天，我们面对传统管理思想，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焕发新的生机。
　　毋庸置疑，红色文化的管理思想是中华管理思想的新的希望。红色文化管理思想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德治”精华，又去其封建性糟粕。红色文化也承接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制度性精确性，但又扬弃资本主义管理以钱为本、利润挂帅的“物化性”，而代之以人本性、人民性，有可能真正成为“为人”的管理。这样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我们不妨概括地称其为“道之以德，为之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