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淮
　　夕阳西下，天高云淡风萧萧。我骑着电瓶车从金港花苑的大姐家回涟城，途经滨河新区的时候，一大片高粱地撞入我的眼帘。田埂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今世缘高粱地”六个红色大字。红穗轻晃，被夕阳镀成金红。旧时光如秋风般倏入我怀，搅得我心潮澎湃。
　　老家，前后庄之间有一条小红河，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流淌。河岸两侧是大片的沼泽洼地，洼地里长满密密匝匝的芦苇。队里种植庄稼讲究因地制宜，各依地势。低洼潮湿的地块便种红豆，稍微凸起一点的盐碱地栽种高粱。高粱最是不挑水土，在别的庄稼长不好的盐碱地里，反倒长得格外茁壮，是20世纪70年代庄户人家最踏实的依仗。
　　夏天，高粱地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一早一晚，挎着竹篮或背着柳篓钻进高粱地里挑猪菜。渠菜、野灰苕、小飞蓬、车前草，还有遍地的喇叭菜，都是宝贝。累了，玩小猫钓鱼扑克游戏，渴了，便吮吸细瘦泛红的甜高粱秆汁。专挑那些茎秆底端泛着淡淡红筋的高粱，再削掉坚硬的外皮，露出“肉白”，咬上一口，犹如琼浆，甜习习的汁水浸满嘴巴，是童年最朴素的零嘴。
　　入秋，高粱便慢慢熟透了。原本青绿的穗子，一点点染成深红，饱满的高粱米密密实实地坠在枝头。这时候的高粱地，总是热闹的。成群的麻雀和乌鸦整日盘旋在此，鸽子也来凑热闹，“咕咕咕”地唤着，文静地站在高粱头上，趁着无人，便落下来啄食成熟的籽粒。高粱的叶子也渐渐泛黄，一片片随风脱落。高粱秆生得规整，通体圆润，笔直地立在田野里，满目都是秋日的厚重。
　　彻底红透，队里便开始忙着收割。割法和签芦花差不多，手持镰刀，将高粱穗连带一尺多长的细秸秆一同割下，整齐地码在田埂上。晒上几日之后，就开始脱粒。一把锄头翻身倒立，反复剐蹭高粱穗，粒便如雨簌簌落下。也可用镰刀头去剐，虽慢一些，却也刮得干净。
　　高粱从头到尾皆是有用之物。脱粒后的高粱秆，可作篱笆，可搭豆角架。顶端秸秆收拢起来，用麻绳扎成大大小小的涮锅把子，或是日常扫地的扫帚。它们粗糙却耐用，陪伴了一代人的日常烟火。
　　高粱粒经过石磨去壳，可得高粱米。还可磨成粉，做高粱糍粑，香甜软糯，却十分耗油，难得吃一回。多数直接将高粱米焖成干饭，灰白微红，又柴又涩，且有粗粝之感，如无佐菜，着实难以下咽，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却是普通农家赖以饱腹的主食。
　　1991年冬，我在徐州师范学院求学时，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电影。高粱地里有九儿的爱情，还有抗日英雄的故事，也知道高粱可以酿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抗战英雄血染红高粱的场景，深深震撼了雄姿英发的我，让我读懂了中国红的内涵。
　　眼前这片高粱，与我记忆中的高粱相似，只是秸秆更粗，粒多穗大，品种更优良。风再次吹过这片红高粱，红浪依旧。余晖洒在高粱穗上，金红一片。一晃五十年，始龀成花甲，当年高粱地里挖野菜的人，如秋蓬散落八方。
　　寻常高粱地，装下了我整个清贫又温暖的童年。老家早不种高粱了，但脑海里的故乡高粱红了，还有那红河、红高粱饭，那高粱红进驻我的心田，涌遍全身而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