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雯
　　山风吹过，掠起母亲额头染霜的发丝，看着眼前披绿挂红漫山欣欣然的景象，她的心头倍感欣慰。
　　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水果是奢侈品。母亲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孩子为了几个龙眼，在台风天，迎着残留台风的凛冽，一遍又一遍在泥泞的雨水里踏过，眼睛像雷达一样来回扫荡，仔细在遍地狼藉里搜罗着龙眼，湿了的，沾了泥的，摔裂口了的，小小的龙眼。有时候哪怕自家孩子看见目标了，弯下身子去，伸出手去，摸到了果子的边缘，也会被强势的孩子半路夺了去。
　　我哭丧着脸，抬头问母亲，“妈，啥时候我才能吃龙眼管饱？”
　　母亲心头泛起阵阵涟漪，像被剜肉般的痛。哪一个母亲可以坦然面对孩子的百般委屈呢？为了满足孩子卑微平常的心愿，她决定赌一次。
　　村里支书的儿子在沙田干了几年储良龙眼种植，想要回乡大干一番。可是他一个人干不起来，人力不够，钱财也不够，只有股东合作制最为合适。那个时候，村里人大多只认识那几棵老龙眼树，它们结的果都是鸡眼，果小肉少。对于储良这个品种，他们是抱观望态度的，更何况要集资的金额不是小数目。
　　母亲第一个找支书儿子报了名。可父亲却极为踌躇，家里房子都漏雨进风呢，上哪去凑八千块来搞股份？成功了的话还好，倘若没成呢？不仅砸锅卖铁凑的钱打水漂了，还得背上一屁股的债，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啊。母亲狠狠一跺脚说，“我就不信了，有山有土，有手有脚，有干劲有奔头，咋就不能成事咧。哪怕就是为了娃崽们吃果子管够，我也拼了。”
　　筹钱的过程并不顺利，谁家那年头有多少余钱揣口袋里头呢。再说，全村的人都知道这钱是干嘛用的，即使口袋里有些许余钱的，也因为担心种果的前景不乐观而对母亲借钱一事犹豫着，拒绝着。到头来，母亲求奶奶告爷爷的也才凑到三千块。母亲不信邪，硬是和现实杠上了，她咬牙忍痛，将家里的几头猪，一头牛，三窝兔子统统贱卖了。再在某个清晨，早早踏上回娘家的山路，后来听说她是以加利的方式，借一千还一千二，终于把八千块钱给凑齐了。
　　他们的种植地点是村子东面五公里外的石山，一座近乎蛮荒的大山，石头遍布，荆棘密布，藤蔓缠绕。要想在这里开山种果，得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心理准备。开荒的人，看过最早的晨光，陪过最晚的暮色。母亲把荒山当成了第二个家，吃住在山里，家里的鸡也搬到山里来养了。几份股东，几家人，再加上雇的二三十号人，众人齐心协力，埋头苦干。一年过去后，石山被彻底改变了状貌，山体从混沌一片变成了一层一层的梯田状。
　　三年过去后，石山上的果子终于有了收成，漫山黄灿灿的龙眼沉甸甸的挂在枝头，股东们个个笑开了眼。母亲更是激动得像怀胎十月的孩子快要呱呱落地一样，幸福而焦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储良是个紧俏货，我们的果子不愁卖不出去，而书记儿子在销售这一块也很有经验和渠道。山地处建起简易的木棚，果子全部是当天摘下，在山里头加工妥当，打包装箱，人们吃喝都在山里，直到傍晚，小货车慢吞吞从新开凿的山路开进来，将打包好的龙眼统统运送走，当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而我，手里的龙眼终于没人抢得走了，炫耀般捧着一篮子比鸡眼要大上许多的储良坐在门口，对着想走不舍得、想吃不敢说的伙伴们，慢吞吞地剥龙眼壳，端详一会饱满剔透的果肉，投进久等的口腔，咬、搅、嚼一番后，咽下满嘴的甜。
　　后来，石山上的果越种越多，越种越大，膨胀起来，把我们曾经的小瓦房都撑破了，换成了小楼房。母亲虽然老了，却还是舍不得弃掉那座实现了她的种甜愿望的山头。母亲起初种果，只是为了索甜，后来种果，是为了怀念。怀念那个干劲十足，付出汗水就能收获甘甜的美好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