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平
　　我的母亲，是大山的媳妇。
　　1978年，母亲嫁给父亲，从相对平原的地方进入了山旮旯。用母亲的说法，父亲是贫农中的贫农，看上父亲，是因为父亲是兵哥哥，年轻的时候样子帅气。母亲嫁给父亲，嫁给了爱情，也嫁给了大山。
　　1983年，父亲独闯深圳，成为大深圳农民工中一名泥头车司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是一次就是两次，一年两季的稻谷的耕种与收获，全部都靠母亲一个人独自完成。母亲成为父亲外出毫无牵挂的强大后盾。
　　1993年，父亲与朋友合伙做泥头车生意。第二年，生意宣告失败，花尽10多年的积蓄不算，还欠下6万多元债务。母亲接到父亲的电话，急急忙忙搭车上深圳，陪父亲呆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那是唯一一次母亲离开大山离开我们。后来问及母亲为什么要上深圳，母亲不怕失败，不怕再一次贫穷，而是怕父亲想不开做出傻事。自那以后，一切又回归正常，父亲一直留守在大深圳帮别人打工，母亲则一直坚守在大山，带着四个孩子读书。
　　1994年，大姐初中毕业，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无缘读高中。知道成绩那晚，父亲与母亲彻夜未眠。父亲首先表态，既然考不上，干脆就不读了，村里的女娃大部分都是读完初中就不读书了。母亲思索了很久，跟父亲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四个孩子，她就是火车头，她带不好头，后面的就跑不起来。要想走出大山，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最终在母亲的坚持下，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大姐顺利入读中专。自打有了大姐这个开头，对于我们小的三个，父亲和母亲的口径都是：只要考得上，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们读书。
　　2000年，人生中最叛逆的一年，因为一分之差，我无缘本镇重点初中，成为家中四个孩子中成绩最好却唯一一个考不上本镇重点初中的人。过了大概半个月，母亲问我去她娘家的好一点的初中读书可否，就是离家很远。13岁从来没有离开家的我欣然接受，还扬言一个学期都不会回来。等到真正送我去外镇读书的那一天，看着晕车的母亲上了返程的班车，我强忍的泪水瞬间奔涌。我知道，我都知道，那段时间，母亲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冒着暴雨翻山越岭来回走了好几趟。
　　2006年，我大一，哥哥大三，二姐专升本大三，大姐在职读大专，父亲几乎处在失业的状态。那时泥头车司机人满为患，个个都年轻力壮，而常年胃病且年长的父亲无法适应夜间作业，在家赋闲了大半年。本村老板知道我们几个读书争气，伸出了橄榄枝，让父亲开起了运送垃圾的小货车，但是工资微薄。考虑到二姐、哥哥准备就业，家里经济又不好，我毅然决然助学贷款。为此，母亲不止一次问我：“同学有没有因为你是贫困生而看轻你？你会不会因为贷款的事情自卑？”我笑了笑：“为什么要自卑，父亲一个人在外面打工，你一辈子守着我们，现在还同时供养三个大学生，我应该感到庆幸和自豪。”听了我这一番话，母亲黝黑的笑脸特别的灿烂迷人。
　　2012年，大姐初为人母，母亲晋升为外婆，结束了35年留守大山的生活。她用35年清贫孤独的日子换来我们霓虹闪闪灿烂的未来，她不曾要求我们，却时刻用行动告诉我们：要自强，要读书，要走出大山！
　　在我们的眼里，母亲很伟大。她改变了我，她改变了我们，她改变了一个贫穷的家。在中国一步步迈向繁荣富强的道路上，正是有千千万万像我的母亲一样的母亲，在全民奔小康的年代里，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信念，时刻秉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质朴善良的性情，用憧憬越来越好的信心和灵巧勤快的双手去教育培养自己的儿女，去经营自己的家庭。她们让小家的生活质量突飞猛进，让小家的生活越过越好，让小家演变成为大家，共同过上幸福美满的好生活。
　　我的母亲，是大山的媳妇，更是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