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森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踏进了大同中学，成为首届学生。
说是中学，不过是一片从河边到教室高低落差数米的山坡，连围墙都没有。靠近九眼塘村的几栋瓦屋平房呈“7”字形排开：南边一栋是饭堂，往北三栋依次是宿舍、教室、室，最北面是臭气熏天的旱厕。全校就这几间房，孤零零地立在山坡上，像一个还没做完的梦。
那一年，我们十三四岁。新生报到，领到的第一个任务不是领课本，而是挑土——从高处的岭头一担一担挑下来，填平教室门口的低洼地。两千余担土，全靠稚嫩的肩膀和磨出血泡的手掌。没有钩机，没有推土机，只有畚箕和扁担，还有少年人不服输的倔强。何伟锋站在一旁计数，他生得人高马大，声音洪亮，一声声地数着，像为我们摇旗呐喊。如今想来，那场面何等壮观——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用最原始的方式，一担一担地建造着自己的学校，也一担一担地挑着走出农村的梦。
那时没有电。班主任赖汝祥老师发动我们回家砍竹子，编成竹板，绑在窗上挡风。夜自习时，每人桌上一盏煤油灯，火苗在穿堂风中扭曲着身子跳舞，我们便用手掌拢着，低头看书。灯焰映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影子在墙上摇曳，像一群不肯认命的魂。赖老师就坐在讲台前，借着那点微光批改作业，偶尔抬头，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像在清点他心底的希望。
刚入学时，学校没配床，我们从家里带。我睡的是大哥淘汰的竹床，弧形，松动，一夜辗转，天亮时头昏脑涨。后来学校有了床，却要两个人挤一米二的铺，只能侧身睡，像沙丁鱼般排列。可即便如此，没人叫苦。大家挤在一起，冬天互相取暖，夏天互相扇风，倒也有说有笑。
读书最勤奋的，我至今记得是廖汝富。他是青山人，每晚学到将近凌晨才回宿舍，清晨五点半又准时出现在教室。他读书时微微蹙眉，嘴唇翕动，仿佛在与命运谈判。受他感染，全班都拼了命地读。那时我们心里都烧着一团火——要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要读出去。
可身体是诚实的。晚上好饿，很馋同学们拿米到校边那家饭店换粉皮糖粥，要强忍饥饿但难以安抚已咕咕作响的肚子。读书辛苦，营养跟不上，常头晕头痛。至今记得廖汝富用涯话说：“到大同墟福森饭店买1文子（元）油渣补补身体。”吃饭是自己带米带菜，洗好米放饭盒在饭堂蒸。玻璃瓶里装着一周的咸萝卜，条件好时能放几块肥肉，不好就是十余条没洗没切的萝卜条。青菜五分钱一勺，我村的亚姨在饭堂帮忙，每次见我总把勺压得低低的，满满一勺菜，有时还多添半勺。那点温暖，我记了一辈子。如今回老家，远远看见他们老两口，我总要快步上前问好，像问候自己的父母。
初三那年，何光略老师接了班主任。他上课时话不多，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威严，教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不怒自威”，也教会了我们最后一程的咬牙坚持。数学老师朱伟源，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擦了又写，写了又擦，粉笔灰落满衣袖，他浑然不觉。他常说：“最后一年了，拼一拼，往后就是另一重天。”那朴素的话，比任何豪言壮语都刻得深。还有龚林芳、赖祖东、何余荫、李志峰等老师，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把知识一点一点地塞进我们的脑子里，也把希望一点一点地种进我们的心里。
初一好几个班，到初三只剩两个。很多人没撑住，中途辍学或转去了别处。留下来的，都是咬着牙的。赖汝祥老师带了我们两年，像老母鸡护雏一样护着我们；何光略老师接手最后一年，把所有的劲都押在了我们身上。我们那届，后来考上高中、中专、大学的都不少，在各行各业做出成绩的也不少。可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三年，是老天给我们的历练，更是这几位老师陪着我们熬出来的——它让我们不怕苦，有韧性，有情义，不言退。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们毕业。一转眼，二零二六年了，四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想起与同学一起挑土、一起读书、一起在煤油灯下熬夜的日子。那些苦日子，如今想来，竟全是暖的。因为我们那时都年轻，都相信未来，都觉得只要肯读，天就一定会亮。
今天，我们坐在各自的屋檐下，过上了当年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可我知道，每一个从大同中学走出来的同学，身上都带着那段岁月的烙印——那是用畚箕挑出来的坚韧，是煤油灯熏出来的专注，是咸萝卜吃出来的刚强，更是大同中学廖校长、邹校长、邹主任和全体老师教工们用微光为我们照出来的路。
写到这里，泪水已数次湿了眼眶。不是悲伤，是感慨。感慨我们曾那样苦过，又那样拼过；感慨时光如此无情，又如此深情；感慨那间没有围墙的学校，竟成了我们一生最坚固的根基。
今天的大同中学，虽已建成美丽的校园，由原电白县羊角镇划归茂南区羊角镇。但我们的青春，那段岁月，我们永远记得。
愿我们这些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人，不负当年，不负此生。
编辑：葛伟宇
初审：温 国
终审：何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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