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文
我是1982年入学的中师生，1985年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从教9年，从政14年，从警17年。站在天命之年的门槛回望，四十年的职业履历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卷轴画。从粉笔灰飞扬的乡村教室到麦浪翻滚的田间地头，从深夜灯火通明的政研室到警笛呼啸的指挥中枢，三种身份的更迭恰似三重奏鸣，在时代大潮中激荡出独特的生命韵律。这不是简单的岗位轮转，而是一部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微缩史诗，是个人命运与家国叙事在历史坐标系中的深刻共振。
第一乐章：三尺讲台筑根基
1985年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化州市一个乡村小学任教导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小学，青砖灰瓦间回荡着稚嫩的读书声。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中师生，我们这群“小老师”肩负着特殊使命——既是知识启蒙者，更是乡土文明的守夜人。在油印试卷与煤油灯交织的岁月里，教导主任的职责早已超越教学管理：肩负农村扫除文盲，调解辍学家庭的纠纷，带领学生开垦勤工俭学基地，用毛笔誊写全村春联。那些在晨雾中家访的脚印，那些把作文本批注写成书信的夜晚，让教育不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构建起联结千家万户的精神网络。正是这段“泥腿子教育”的淬炼，让我读懂了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的深层密码，为后来治理乡镇埋下了伏笔。
第二乐章：阡陌纵横绘新图
当世纪之交的春风吹拂江淮大地，1994年，我从教书先生转任为乡镇管理者及地级市政策研究者。彼时的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农业税改革撕开传统治理的裂口，打工潮冲击着乡土社会结构。作为担任过乡镇党政办主任、副镇长和地级市委政研室科长，从事过分管教育、农村农业、城市经济研究工作的我，那时既要应对“普九”攻坚的硬指标，又要在税费改革中平衡各方诉求。记得当年为修建希望小学，我们创造性地将村民代表大会开成了“晒账大会”，把每一车砂石料的来龙去脉写在村口黑板上；为化解土地纠纷，带着《农村土地承包法》逐户讲解，把政策文件翻译成俚语俗话。这段经历让我顿悟：基层治理的真谛，不在于文件如何精美，而在于能否将制度刚性转化为乡土社会的柔性共识。
第三乐章：法治星火照征程
2008年，我从市委政策研究室转任到市公安局，担任过指挥中心调研科长、督察支队政委、指挥中心副主任，以及县级市公安局政委。刚进市公安局那年，《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刚刚颁布。从政策研究者变身执法监督者，角色转换间更觉责任千钧。在警务机制改革的浪潮中，我们推动“阳光警务”系统覆盖城乡，让110接警台的等待时长精确到秒；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既要做惩治犯罪的利剑，又要当规范执法的盾牌。指挥中心大屏闪烁的红蓝光点里，藏着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当城镇化率突破60%，传统熟人社会的治理智慧需要与现代法治精神深度融合。那些通宵达旦的应急预案推演，那些为规范执法细则字斟句酌的会议，都在诠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刻内涵。
第四篇章：精神等高线的生成
四十年风雨兼程，从青丝到白发，三个领域的跨越恰似在绘制中国基层治理的精神等高线。教育生涯赋予我“俯身倾听”的自觉，行政历练锻造我“抽丝剥茧”的智慧，警营岁月铸就我“持正守中”的定力。这些看似迥异的职业体验，实则在共同回答钱穆先生提出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问——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文明根脉？今天的乡土中国，乡村振兴与数字治理正在谱写新篇。当年我们手绘的乡镇地图已被卫星遥感取代，但基层治理的核心要义从未改变：在制度与人性、传统与现代、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动态平衡。这或许就是四十年职业生涯最珍贵的馈赠——它让我懂得，真正的治理艺术不在于登临怎样的高位，而在于能否在时代洪流中守护那些永恒的价值坐标：对弱者的悲悯，对规则的敬畏，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站在人生秋色里，回望来路苍茫。那些在村小教室点亮过的眼睛，那些在田埂上化解的矛盾，那些在深夜警灯下守护的安宁，早已熔铸成生命的底色。这不是终点，而是将四十年积累转化为治理智慧的起点。正如大别山区的映山红，我们的生命价值，终将在服务过的山水人间次第绽放。
编辑：葛伟宇
初审：温 国
终审：朱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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