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秀凤
　　童年时代，我家住在圩镇上，房屋是爷爷留给父亲的一间有六七十米深的三进铺子，父母不懂经商，养着我们六姐弟，年年都是超支户。为了那点勉强可以解决照明煤油、食盐及火柴的极其微薄的铺租，就把铺口租给了相邻生产队的一个姓冯的小伙子理发。
　　冯师傅三十来岁，每天早上八九点开门营业，晚上五六点收工，大人理发一次收费一毛钱，小孩减半。每逢开学的日子，总是我们一家最犯愁的时刻，那时候，我们一家八口，作为大姐的我和小弟相隔只有十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姐弟六人全在校就读，家里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长年超支。开学日子来临，父母总是愁眉紧锁，东借西凑都没办法一下子交完几个孩子的学费，只好让我们姐弟都先交一部分书籍费，然后去求大队干部开具因家庭困难而需延缓交费的盖有公章的证明，拿到学校把学费、杂费先赊着，延期次数多了，有时还无法按承诺补上，被班主任一次次找去谈话，最后在班会课上宣读拖欠学费者名单，感觉脸面火辣辣的，恨不得地上有条裂缝可以钻进去。新华书店距我家不到百米，每次踱进去，隔着玻璃柜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哪怕一本只需一毛几分钱，也只有望书兴叹的份。
　　升上三年级，开学第一天放学回来，我猛然发现冯师傅理发的旋转椅子底下有枚硬币，被剪下的头发遮掩着，若隐若现，趁师傅不在，我赶忙扒拉出来，原来是五分钱硬币。那时理发都是大人一毛，小孩五分的，揣着这笔不菲的“横财”，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那时“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人民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曲耳熟能详。冯师傅打扫完卫生快要离去时，我有点不情愿的拿出硬币，说明原委，哪料冯师傅接过钱币端详了一会，重新按到我的手里，说：“也不知道是哪个顾客掉的，你捡到就是你的啦。”钱币再次攥在掌心，我欣喜若狂。可后来我们慢慢发现，每逢开学，我们姐弟几个偶尔都会在冯师傅的椅子下捡到钱，或一分、两分，或五分，甚至有过两毛的，拿着这些“捡”来的钱币，我们可以兴高采烈的买回一支铅笔，一本练习簿，或者一本图书，以致后来我们上街都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这还真的在附近的饭店、杂货铺捡过数量不等三五分钱。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增长，我们终于明白了冯师傅的苦心，那个时代虽然大多数人都不富有，但那种纯真的善良和关爱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却让我们一辈子都记在心上。
　　时间一晃过了半个多世纪，在衣食无忧的当下，每每想起穷日子里捡到钱的往事，除了感恩，我们更知晓，助人是一种双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