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炜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土地改革并初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很低，干部下农村住队每月要按定量标准，把45斤大米和一天2角的菜金交给“三同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知青被安排入住农民家，与该户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此类农户被称为“三同户”）临时下乡搞中心工作的干部到农户家“三同”，每人每天也要给户主交3角的伙食费。一次春耕时节我下乡支援春种，住到一户只有母子二人的农民家中，由于家贫，母亲六十多岁，儿子三十岁也尚未结婚。这家人是个典型的贫困户。
　　进住后，我白天随生产队出勤，午、晚回户主家进餐。有一天我插完秧回到主人家，大娘把一盘粥、一碟煎咸鱼和一小碟萝卜干端到饭桌上，嘱咐我用餐。母子俩托词已吃过，转身往屋外跑，我感到不妥，请他们一起吃。但他们俩似乎没听到，三两步便跑出了屋外。我匆匆吞下两碗稀粥即到屋外寻找，发现母子俩正在竹丛中低声私语。他们见到我便立即迎上来，问：“这么快，吃饱没有？”我连说：“吃饱啦，吃饱了！你们快进去吃吧，真对不起！”母子俩并不相信我说吃饱了，他们在往屋里走时嘴里说：“农村人没什么招待，吃粥也是要吃饱的啊！”我说：“打搅你们了。”我曾细看桌上的粥盘和咸鱼萝卜干的状态，认定两人根本未曾吃粥。晚上我从田间回来，母子二人见我进门，依然说他们已吃过晚餐，并嘱咐说：“阿何，做了一天工，辛苦了，快吃粥，一定要吃饱哟！”说着话便双双往屋外跑了。我靠近桌边看，粥盘和早上的是一样的，咸鱼依然未动过。我把粥吃完即往屋外去寻找他们，而竹丛中却不见人影。我转到生产队屋去开会。回来时，大娘已入睡，我和她儿子说了几句，劝他不要客气，不要特别照顾。随后便各自休息去了。次日，中午我从田里回来，只见大娘一人在家，她冲着我便说：“阿何，你要吃多些呀，吃饱粥呀！吃结的（稠的），不能只吃粥饮（米汤）”说完又转身出屋去了。我未及说话，只好坐到桌边，盛上一碗粥端到嘴边时，发现桌上除咸鱼萝卜干外，还多了一小碟炒花生米。我手中的竹筷子不经意落到了桌子上。我漫不经心地吞咽着粥，随后便转身往屋外去寻找母子俩，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好找到生产队长家汇报情况，请他帮忙做些说服工作。晚上从田间回来，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母子俩坐在饭桌边高兴地向我招呼，儿子向着我说：“今晚和你一起吃饭。”我说：“好哟。”我坐下后却发现，桌上除原先的四条咸鱼和炒花生米、萝卜干之外，还多了一盘炒苦唛菜（苦荬菜）。我未及多想，儿子已把盛满的大米饭放到我座位前桌子上。我不安地问：“你这是怎么搞的？”大娘说：“阿何，对不起你，我们农村都没有大鱼大肉，你给了我们那么多伙食费，咸鱼仔都不吃一点。我以为鱼仔小骨刺多，炒了一点花生米，你还是一粒也不吃，我母子俩很难过啊。”我接着说：“下乡‘三同’是党的政策，又打搅你们了，待你们生活改善了，我是会来吃你们养的剦鸡（被阉割的公鸡）的。”我趁母子俩听我讲话不注意时，把碗中米饭扒下饭盘，从粥盘里把米汤稀饭盛到我碗里。男主人发觉站起来阻止，但米汤已倒进了我的碗里。大娘激动地说：“共产党的干部下农村，就这个样子！”我听着她讲话，发觉她眼眶边似已出现一圈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