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华

　　背扛肩挑再建新作业区
　　1961年初，农垦机械厂（三厂）来营根作业区驻地建厂房。营根作业区只好分出一半人到营根镇北面约五公里处新建水潮作业区，另一半人则搬到海榆公路139公里处另建营根作业区。水潮作业区支部书记彭仁和，主任梁文顶。我和郑嘉瑾、林华松、胡济林都进了水潮作业区。
　　当时进出水潮只有一条小山路，什么东西都靠肩挑。有一段路挑着东西还不能走，要放下担子背过去再挑。营根作业区原有盛放物资的20多口大瓦缸，很有用处，我们派两人去每天抬一个缸回水潮，每人补半斤大米。但是路太难走了，抬的缸大部分在半路上被摔碎。当时还固定有三个挑粮工，去加钗每挑回100斤米，就补助大米一斤，但挑回来的粮食很少，不够吃。大部分职工都得了水肿病，作业区卫生所常有十多个重病号住在那里。重病号可以增加点米糖豆薯类治病，这个治好点回家，另一个又进来。因大部分人生病无人上房架，影响建房进度，过了几个月才盖好几栋草房给大家住下。水潮作业区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建的新区，因路难走，搬家时每人只挑着2块床板和背包，很多东西都丢了，差不多又是从头开始。幸好65亩山顶有杂粮班提前种了点番薯，原来营根作业区结存的2000多斤大米也基本上带进了水潮。这样才捱得过饥荒。

　　死亡一人
　　有一天，作业区梁主任去65亩山上的杂粮班检查工作，因过了吃饭时间，杂粮班伙房另外给他煮了五斤番薯。他一人吃完五斤番薯，还未觉得饱，可见当时的人胃口有多大。但他吃得很满意，说：“五斤番薯好粉”。后来这句话还成了他的绰号。
　　那一年，水潮作业区出现了一起职工死亡事件。那时候职工常常被组织起来到场部去开会，大家都是走白石岭的近路来回。职工韦某走这条小路已经多次，但他喜欢采摘路边的野菜树叶回家充饥，所以走得特别慢，大家也习以为常。但是那天他到深夜都未回到家，他老婆到队部反映情况，大家才重视起来，第二天组织人员沿路去找，在一条小溪边找到他时，他还有呼吸，只是虚弱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急送到医院抢救，职工们也不懂什么，只见到了医院医生马上给他喝牛奶。他喝了很多牛奶，但喝完没多久就咽气了。所以职工们私下议论说，他实际上是被牛奶撑死的。这个观点对不对后来也无从考究。

　　大整顿
　　水潮作业区下辖三个队，靠区部住地的是二队。因二队支书、队长犯错误，队长撤职，支书改任队长。1961年下半年我调任二队支书，带领大家集中力量垦地种杂粮，也开些苗圃地育橡胶苗，管理已种下的橡胶。到年底，队里有些杂粮收获，生活逐渐好转。1962年春，我又回水潮作业区当管理员。
　　1961年底农场开展大整顿，内容包括批判干部瞎指挥、浮夸风等，还有清产核资。经清算，当时全场号称开荒种橡胶16000多亩，经清点实际才有1万亩左右，其中还有很多是山顶不宜种橡胶和应设防风林带的地，除去这些，实存七千亩左右，而真正保住橡胶树的只有四五千亩。这既有大浮夸乱定高指标的原因，也有饥荒造成生产力下降的原因。

　　救命政策
　　大整顿后，农场提出了“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方针，集中力量保橡胶。水潮作业区买来大量铁丝网，把兽害严重的地方围上，突击挖茅、管理、保全苗，划分岗位，专人负责，保证质量，搞完整林段开荒，完整一块定植一块，生产恢复了正常。同时政策也放宽了，各队食堂解体，鼓励各家各户自己开饭，积极开荒种杂粮和油料果菜等，大养三鸟，甚至养猪。开始时大家害怕上级说话不算数，怕种养出来又要归公，还会被批斗。后来干部们反复宣传，说这是党给的救命政策，要党员干部带头干。这样大家种养的积极性起来了，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
　　1962年初，因作业区干部带头开荒种杂粮，饿怕了的职工积极跟进，常常干通宵，很快粮食就吃不完了，三鸟成群猪满栏。刚开始各家杀猪时只是你送我、我送你互相吃，不敢卖。作业区书记带头杀猪挑到市场上卖，大家才敢卖猪肉。到1963年，猪肉多得七毛钱一斤都没人买了。1962年下半年，上级要求我们大量晒番薯干支援北方，甚至连番薯藤干也要，因为那时候内陆地区饥荒还没有解决。

　　回乡见闻
　　1960年5月，我接到家信说父亲重病，全身浮肿。我立即请假探亲，其实心里也想回乡看看有什么好东西能够带点来海南。我先回到玉林医院找到罗院长，他也是陆川人，我想找他开点药回去给父亲治病。但他说医院也没什么药，这个极端困难时期有药也不能给我。他写了个字条，叫我找陆川医药公司。在医药公司，罗院长的一位朋友给了我一大瓶维生素口服液。我在玉林住了一晚，买到3斤蒜头、5斤辣椒，准备带回家。但进火车站时被铁路员工发现了，硬说我是投机倒把，要没收我的东西。我拿出探亲证明，与他们辩论了很久。火车快开动了，我什么都不顾了，强夺回东西冲上车。也多亏当时有一位铁路员工说了一句话，为我解了围。他说:“算了，不管他了吧。他也会说几句玉林话呢。”
　　回到家里，有不少熟人来见我。我给他们每人送两只辣椒，这已经算珍贵礼物了，因为当时圩上有钱都买不到。那时私人种几株辣椒都会受到批斗。在家里，我给父亲服了点维生素口服液，吃了点蒜头、辣椒，过几天水肿就消了。

　　举家南迁
　　回乡几天，我了解到广西家乡的情况更糟糕，饿死了不少人。其中有一条村80多人因缺粮得了水肿病，当中有一半人死亡。我探亲期间正是端午节，村里食堂给每人发了半斤老空心菜，大队副业组给每人分了三两变质长蛆的猪崽肉，还说我远道回来探亲，也分给我一份。这就是家乡给予的最大照顾了。
　　在海南最艰苦的日子里，我曾自认投错了门，不该去农场受苦。看到这情况，才觉得农场还是比家乡农村好。有了这个想法，1961年我就把父母亲接到海南，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夫也相继带到农场上学、工作。这是下决心把家安在海南了。那时候妻子的工资是28元，我的工资是40元左右，合共收入未满70元，要养活一大家人，还要供一个弟弟读书，很不容易。好在弟弟们相继参加工作，建立了小家庭。
　　（文稿整理：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