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华

　　大鸣大放
　　1957年下半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波及到农场，生产受到影响。有时候要整天开大会小会，学习上级文件，动员人人向各级领导提意见。大小会议反复地开，要求各级领导、党团员自觉带头引火烧身，正反意见都可以提，做到口诛笔伐、大鸣大放，大字报小字报满天飞，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甚至发展到规定每人每天要交十张大字报，不会写的可请人代笔。农场作业区成立专案组，分类归纳整理收集的材料，然后集中到场部，对那些所谓反动的错误言论，展开大批斗。再后来分类定案，对文化较高的知识分子，严重些的打成右派，轻些的定为右派言论者。文化低的工农群众，严重的划分为坏分子。当时录南作业区的主任赵某、副主任肖某都因犯错误被停职审查。
　　队干部廖某榆随口念过几句打油诗，说:“生在家乡，长在部队，死在黎母山。”他的意思是说要为农场奋斗终身，但有人说他这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要组织反革命暴动，上山打游击，战死在黎母山。工人胡某林唱歌时，把“社会主义好”唱错了，变成“帝国主义好”，被别人检举后揪斗，划为反革命分子，和廖某榆一起被开除，在生产队就地管制劳动教育，每月只发十五元生活费。别人休息时，他们就要打扫卫生，冲厕所，还不能与别人接近，不得离开住地，直到1959年夏天才得到平反。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定胜天，超英赶美，大干三年幸福万代，三年要把海南荒山开发完，并且消灭锄头扁担，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然后各级下达高指标，大家“放卫星”。有人提出要水稻亩产13万斤，甘蔗亩产50万斤。为此大家都搞挑灯夜战，吃在山上，睡在山上，不完成任务不下山。不管山地水田都进行深翻改土，水田到处挖一道道80公分的深沟，去很远的地方担小沙子掺入，再用杂草草皮与黑土烧成火烧土，加入田里算施肥，说这样能改良土壤。还从朝鲜运来谷种，推广良种。但由于急于求成，不经当地培育试种就大面积推广，结果全部都生长不良。
　　当时还全面推广幼株密植，为了要株数，株距只有几公分，田里秧苗插得密密麻麻。插秧前还要派很多人先用绳子拉好方格才准动手。这样折腾苦战一天也插不了几亩田。当时乌石农场大边河作业区的一位主任在大田中央保留了一小块插秧株距正常的田，打算以后与密植的田作对比。检查团发现后这位主任马上被撤职批斗，说他有意破坏大跃进。
　　为了争上游，各种浮夸风吹起来了，到处都是大丰收。收几百斤的上报几千斤，一级一级增加产量往上报。当时我们作业区也有几十亩水田，连队支部定产时提出定亩产3万斤。我是支委参加开会，我说这种山沟田定三千斤都太高了。陈代耀支书立即批评我不看形势，竟敢提出保守指标，叫我写深刻检查。我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写了检讨书，上交作业区党总支和队支部各一份，这样才过了关。
　　全民大炼钢运动开始了，农场也不例外。场里派车到昌江石碌铁矿拉来大量矿石，挖土炉，砍来大量木材，一次次试验炼钢。反复失败后才炼出几块生铁，大家立即敲锣打鼓向场部报喜。有的地方用铁矿石也炼不出铁来，就把铁锅铁犁耙打碎了再烧熔化，也算练成了。

　　公社食堂
　　1958年，乌石农场已经由军垦农场转为由农垦管理。当年，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思潮鼓舞下，整个琼中县划分成几个大公社，甚至还要求农场与公社合并。可是场社合并没多久又分开了，但农场也要抽调大量职工组建工作队，支援地方组建人民公社。
　　那时地方上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农村青壮年男女列队出操出工，听军号作息，真是全民皆兵。社员们统一在大食堂开饭。因为实行小村并大村，当时水潮、坡田、什那等农村全部搬到营根镇零公里处路口，修建几排新茅房集中居住，叫做新农村。村里的大食堂随便吃，吃饭不定量不收钱，一天到晚煮个不停。当时琼中县政府驻地在乘坡，开始公社化时，集中学习开会，经常杀猪杀牛。琼中山多，以前农民在山上大量放养黄牛，山上到处都是大群大群的黄牛。牛主人也许知道哪群牛是他的，却不知有多少头。实行公社化后，牛也归公了，大家要吃牛肉就扛枪去打牛。
　　人民公社，公字当头，一切物资财产为公社一级所有，还说很快就能实现机械化种地了，亩产10万斤，不用种多少地粮食都吃不完，所以地方上只种了些大块的田，很多小块的田地荒废了。结果几个月后，农民把储备粮吃光了，山上黄牛也吃光了，连种地的耕牛也杀的差不多了。上面还指责农村基层干部收藏粮食，捆绑吊打逼问，结果什么也问不出来。饥荒就这样开始了，大公社大食堂也没办法继续办下去。
　　与地方农村的情况不同，当时农场的粮食一直都是按指标定量供应的，情况尚好，但是自1958年底开始，供应越来越紧，粮站常常断粮，有指标也无粮供应。起初由粮食局拨指标，农场派人到很远的战略储备粮库去挑谷子回来加工。后来常常派出很多人走一两天路，回来也是两手空空，没带回一颗粮食，因为粮库也没粮了。

　　重操旧业当管理员
　　1958年夏天，作业区党总支书记姜凤林找我谈话，先表扬了一番，然后提出调我到作业区管理伙食。我知道这份工作不好做，不想去，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之前作业区还有一辆马车运送给养，我接手时已经马死车烂了。从作业区到屯昌县的枫木、南吕、乌坡各小圩都是几十公里路程，我都是骑单车起早摸黑去采购物资。如果采购的东西多，就多派两个人去拉，一般采购一百几十斤的，都是自己用单车拉回来。我们饭堂为了防止有人多吃多占，自制了饭菜票，月初发给大家凭票吃饭，少吃的结余下来月底退款。当时我要管三四百人的伙食，工作量很大。为了不出差错，我每天算账整理饭菜票到深夜，第二天天还未亮又骑车出发去买菜，常常饿着肚子拉着满车物资回来。
　　从1959年春天开始，市场上基本上买不到肉类。有一次去屯昌，好不容易买到几十个猪肉罐头。当时妻子还在休产假欠营养，可是我把拉回的罐头全都入了公家仓库，一个也没有给妻女留下，真对不起她们。
　　（文稿整理：一平）